《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前145年-约前86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活在西汉中期,与汉武帝时代相始终。一部《史记》，使他成为彪炳史册、千年仰慕的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被称为我国继孔子之后，两千多年以来历史文化界的伟大巨人。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述远祖为唐虞之际的重黎氏，夏、商二代，重黎氏世世代代主管天地。到了周代，司马氏祖先程伯休甫因为战功显赫而为大司马，于是便以司马为姓氏。司马氏在周宣王时任史官，主管周史。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学者，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著有《论六家要旨》。这是一篇富有学术和政治意义的论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对于独子司马迁，司马谈充满了慈爱与期望。在对司马迁实施启蒙教育中，司马谈首先向其灌输继承史官家学的愿望与责任，这种强烈的愿望与责任，影响了司马迁的一生。其次，有计划地引导儿子学习古代典籍。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云：“年十岁则诵古文”，语气充满了自豪感。司马谈对儿子的熏陶培养，还表现在司马迁二十岁的壮游上，此次壮游是在司马谈的决定和指导下进行的。

二十岁的壮游是司马迁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这次壮游中，司马迁广泛考察了楚汉相争的战场和各地的物产、风土人情，还搜集了全国各地关于上古历史的传说及普通老百姓的口碑传颂，为他后来写作《五帝本纪》、《屈原贾生列传》、《淮阴侯列传》、《孔子世家》、《孟尝君列传》、《樊郦滕灌列传》、《越王勾践世家》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司马迁回到长安不久，便入仕做了郎中，于是便有了第二次的游历——奉使巴、蜀以南之游。司马迁考察了这一带的地理形势和风土民俗，为他后来写作《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司马迁第三次游历是扈从汉武帝之游。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从长安出发，东行到泰山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司马迁作为皇帝的扈从，跟随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出长城，北登单于台”，又东至碣石、辽西。在这次北游中，司马迁考察了我国北方、东部许多地方。这些经历，为他后来写作《秦始皇本纪》、《武帝本纪》、《齐太公世家》、《蒙恬列传》、《封禅书》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元封元年，司马谈去世。司马谈在临终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这一席司马谈去世前夕“所欲论著”的临终嘱托，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力量源泉之一。

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以正月为岁首，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

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天汉二年（前99年）十一月，李陵出击匈奴，遭遇匈奴的大军，由于寡不敌众，李陵战败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那些平日赞赏李陵的人们也纷纷落井下石。司马迁认为，李陵“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出于对武帝的忠心和公心，出于对李陵的同情和偏爱，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被捕入狱，被判死刑。司马迁为了著作《史记》，自请宫刑而忍辱苟活。天汉四年（前97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云：“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中书令比太史令职位高，但在汉代这个职务都是由宦官担任。司马迁之所以一定接受这个职务，因为可以有机会接触到皇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是他完成《史记》写作所必不可缺的。《史记》中许多史料来自于皇家所藏图书档案。

关于司马迁的死年，史无明载，人们的看法也不统一。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司马迁大约死于始元元年（前86年）。

在古代中国，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腐刑。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腐刑，这对富于进取、热衷于建立功业的司马迁来说，无疑是最悲惨的命运。他想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但又认为自己还未完成《史记》的写作，于是司马迁在常人难以承受的个人遭际中忍辱负重，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本纪》是“天下”统治者的事迹，“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历史动态，“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书》的内容有关历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世家》描述影响深远的家系或贵族事迹，“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传》呈现的是历史上各类人物的历史表现与社会的种种样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通过这五种不同体例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历史体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种著作体裁被称之为“纪传体”。

《史记》的产生是中国历史学的里程碑。《史记》在史学领域，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后来的《汉书》、《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著仿效纪传体。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 《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例为后代史书树立了典范，从此纪传体成为史学的主要体裁。从《史记》一直到《清史稿》，一共二十五部纪传体正史，四千零四十二卷，洋洋四千五百万言，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从不间断。

《史记》是中国文学的典范之作，它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里程碑。《史记》继承了先秦叙事文学与诸子散文的长处，吸收了抒情文学《诗经》、《楚辞》等的精神，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韵味和风格，成为先秦文学的集大成和汉代文学的典型代表。《史记》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就散文而言，《史记》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唐宋八大家、明代的前后七子和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高举学习《史记》的大旗，把它视为古文典范。中国的古典小说与《史记》有不解之缘，小说的许多题材都是《史记》提供的，《史记》是小说的土壤和武库。《史记》的审美观念、艺术手法也对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它文学样式如戏剧、辞赋以及抒情文学等都与《史记》有密切关系。

《史记》又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史记》的内容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农业、宗教、建筑等各个领域，其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与《史记》对中国文化的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

第一，《史记》第一个建立了中华民族是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这个概念。司马迁曾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不但接受了“大一统”的思想，而且将这种思想体现到历史编撰之中。据《五帝本纪》记载，颛顼、帝喾、尧、舜无不出自黄帝，据年表、世家，夏、殷、周三代君主，列国世家（包括吴、越、秦、楚在内），无不源于黄帝。司马迁提出中华民族由多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就是黄帝。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自居，对实现民族的团结与统一，具有强大的凝聚作用。就是现在，“黄帝子孙”这一纽带仍然把海内外的中华儿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不朽的民族精神。《史记》一书借历史人物来显示民族的发展历史和民族精神。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团结，奋斗，拼搏；坚忍不拔，战胜挫折；勇于改革，敢于革命；崇尚德义，追求独立人格等等，这种民族精神具有永久的生命活力。在《史记》中，司马迁通过丰富多彩的英雄人物形象，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人生的体验，从而为世人树立一种精神榜样。因为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体现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斗争，体现着正义于邪恶的斗争，体现着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司马迁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