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顺
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创立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的“五体结构”，开创了“因人叙事”的纪传体纂史方法。在《史记》中，司马迁重视写人，他认识到了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人的重要作用。《史记》全书130篇，其中人物传记112篇，有名有姓的人物数以百计，司马迁以如椽之笔，对各阶层众多的历史人物进行叙述，这些记述中不乏“英雄”叙事。
一、“英雄”、“英雄叙事”
在中国，英雄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代，生成于三国，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广泛应用。西汉时，韩婴《韩诗外传》云：“夫鸟兽鱼犹知相假，而况万乘之至乎？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病哉！”[1](P251)这里的“英雄”就是指“才能杰出的人”。班彪在《王命论》中说：“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此处“英雄”与《韩诗外传》中的“英雄”意思较为接近。三国时王粲的《英雄记》和刘劭的《人物志》则是专门论及“英雄”的著作。王粲《英雄记》认为，才能、智慧出类拔萃的人均可论为英雄。刘劭《人物志》云：“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2](P44)意即“英雄”乃是文武兼备之人。此外，他还把这些人物分为英才、雄才、英雄三类。他说：“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也就是说此三类人分别可作相、将、帝王。可见，“英雄”就是“才能、智慧出类拔萃之人”。魏晋时期，“英雄”范畴得到广泛运用。此后，“英雄”概念经过流变，意义也越来越宽泛，“英雄”就成了对才能、智慧、武略、勇气出众的人的称谓。
在古代，“叙事”一词，最早是“依序行事”的意思。与之相关联，现代“叙事”学中，无论是叙事的谋略，还是叙事的技巧也都主要体现在次序上。因此，中国的“叙事学就是头绪学，就是顺序学。中国叙事学以史为渊头，以史为重点，它是从史学发展起来的，然后波及到小说、戏剧，它是把空间的分隔换成时间的分隔，然后按顺序重新排列这样一个过程。”[3]广义而言，“叙事”就是文学作品运用准确、恰当、简练、概括的语言，按照一定的顺序，展现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揭示事物本质，反映人物精神。那么，《史记》的英雄叙事就是司马迁通过历史记述，以映现英雄行为，塑造英雄形象，叙述英雄事迹，表现英雄气概，揭示英雄本质，展现英雄精神。
二、《史记》的英雄类别及其特征
《史记》中的英雄人物很多，根据前文所述英雄概念，结合他们的事迹，按照人物不同身份，《史记》为创业帝王、武官猛将、文臣参谋、侠义刺客、仁义游侠等五类英雄作传，其叙事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
（一）创业帝王：突出少时聪智，记述创业功绩
王寿南在《中国历代创业帝王》中说：“凡参加本朝创立基业之工作，而为开国帝王追尊帝号者（或有重大贡献，而后得即帝位者；或开国之帝王）。”[4](P5)故所谓创业帝王即为当朝创立基业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如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项羽、刘备均可谓创业帝王。《史记》在塑造创业帝王形象时，首先记述其幼年时的一些事迹，表明其天资聪明,生来即具有神灵之气。这就告诉人们创业帝王一般在幼年时期已经具有帝王之相，这也是他们区别于常人之处。然后再叙述领兵作战、治理国家的事迹，突出其智慧、才能过人。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5](P1)可见黄帝天资聪慧，精明过人，幼时已具帝王之相。年长之时功绩卓著，《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5](P3)轩辕黄帝的功绩之一就是“艺五种”，即培育种植“黍、稷、菽、麦、稻”五谷。从神农氏仅能种植黍、稷，而到黄帝种植五谷，这一巨大的发展与黄帝的功绩是分不开的。正像《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5](P6)黄帝不仅在农业方面有显着功绩，他也为建立中华民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一生中曾征炎帝、伐蚩尤，结束了战争，告别了野蛮，统一了各部落，为建立中华民族奠定了基础，中国的社会文明也从那时候开始了，故黄帝又被称为“人文初祖”或“文明始祖”。
项羽是秦朝末年著名的军事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塑造成“勇战派”的代表和力能举鼎、气压万夫的一代英雄豪杰形象。《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5](P295-296)“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5](P296)由此可见项羽年少时就有雄心壮志。《项羽本纪》又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5](P296)可见项羽力大无比，有超乎常人的勇力。《史记》为我们塑造一个力拔山、气盖世、“近古以来未尝有”的英雄形象，司马迁评价道：“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5](P338-339)可见，项羽是一位未曾称帝而堪称帝王的创业英雄。
（二）武官猛将：正面描写，展现勇力
所谓武官猛将即指担任军职的官员和勇敢、威猛的武将。《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6](P728)《史记》中的武官猛将有李广、蒙恬、廉颇、韩信、白起、乐毅、张良、卫青等。《史记》主要通过记述其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指挥战争，以少胜多等事迹来塑造勇力善战的英雄。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司马迁通过正面描写记述英雄。先写李广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随太尉周亚夫征讨，初展其才能，骁勇善战，直取敌军之旗，立下赫赫战功。再写其胆略过人，临危不乱。游击射杀匈奴白马将，表现出李广射术之精。后写其力屈受擒，诈死脱困。汉军欲引诱匈奴但无功而返，李广出击雁门匈奴军，对方人数占优势，兵败，李广被生擒并横置二马之间。时李广受伤，诈死，待机而将一旁的胡人推下，取其弓，奔驰而去。与散兵会合，匈奴追兵至，取弓射杀追兵得脱，再一次的表现出其胆识及勇悍。又记李广射石的故事则呈现其力，夸张李广的神勇。总之，李广本传表现出了李广胆识过人，临危不乱的大将之风。正如司马迁所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5]（P3316）由此可知，司马迁最欣赏的，是李广的武艺高超，骁勇善战，过人胆识等英雄风范。
除了李广，《史记》中还有被称为“战国四大名将”的秦之白起，王翦；赵之李牧，廉颇。在《白起王翦列传》中，司马迁记述白起精于用兵，在战斗中屡战获胜，遂夺取韩国、赵国、魏国、楚国大片领地，并攻克楚都城——郢。叙述长平之战，则侧重于写白起用迂回、运动的战略战术，大败赵军，突出表现智谋胆略。对于王翦，司马迁着重写其与子王贲先后灭掉赵国、魏国、楚国、燕国、齐国的主要功绩，以突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司马迁为白起、王翦立传，主要是肯定他们的赫赫战功。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所说：“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5]（P3313）在传中，司马迁各选择白起指挥的长平之战、王翦指挥的破楚之战进行正面叙述，详细记载，凸显他们的战绩。
（三）文臣参谋：侧面表现，显其智慧
所谓文臣参谋即指那些为皇帝出谋划策的文职官吏。如晁错、萧何、文种等。《史记》在塑造英雄人物时，主要是通过对话或是他人评价，表现其谋略。
晁错是一位有学问、有智慧的人。他曾经辅佐文帝和景帝两代皇帝，被景帝称为“智囊”。他力主削藩，改革内政，为治理国家殚精竭虑，对皇帝忠心耿耿。《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5](P2747)由此可见晁错对大汉帝国的忠心。尽管晁错力主削藩得罪了许多人，但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司马迁以对话的形式从侧面对晁错的功绩给予肯定。《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5](P2747-2748)晁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汉帝国。司马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用对话的形式和侧面叙述的手法使得英雄形象更加鲜明。
同样，司马迁在塑造萧何的英雄形象时，也是从侧面来表现萧何的聪明、机敏，肯定他为大汉所做的贡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饢，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5](P381)由此可见，他在高祖打天下，开创汉帝国的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5](P2015)再次借他人之口从侧面肯定了萧何的智慧和贡献。最后，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主臣铁律面前，萧何能够逃脱刘邦的三次怀疑，最终幸免于难，也足以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
（四）侠义刺客：细节刻画，表现刚烈精神
刺客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特殊的人群。《史记》中所记刺客，其行刺的动机大多是出于感激托人恩德而行刺，因此带有一种“侠义”性质，可称之为为“侠义刺客”。这些刺客都有一种刚烈精神，这种超乎常人的刚烈也是一种英雄气质。正如清代吴见思所说：“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7]（P519）
《史记》中对侠义刺客的记述主要集中于《刺客列传》中，先后记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行刺事迹。在叙事中，司马迁并没有平均分配笔墨，而是根据不同刺客行刺的原因以及具体情况巧妙安排。比如曹沫传，司马迁仅用三小段文字记述了曹沫持匕首挟持齐桓公未成的事件，突出了曹沫的勇敢。专诸与豫让的事迹亦是如此，简短的叙事中就可见刺客的性格特征。对于荆轲，司马迁使用了近乎多半的文字，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荆轲刺秦的经过。首先，传文叙写荆轲的出身及早期经历，即“好读书击剑”、“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游于邯郸，鲁勾践与荆轲博”，为塑造荆轲形象起到了铺垫作用。其次，司马迁以“荆轲既至燕”这一段作一过渡，引出了与刺秦故事发展关系极为密切的高渐离、田光二人。再次，司马迁以最激烈的文字为我们讲述了“遂至秦”后的高潮部分，即荆轲刺秦的激烈场面，通过“秦舞阳色变振恐”，荆轲“顾笑舞阳”,“倚柱而笑，箕踞而骂”，以及“秦王环柱而走”等等细节为人们描绘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画面，塑造了一位镇定、泰然、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正如太史公所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名，名垂后世，岂妄也哉！”[5](P2538)我们说，荆轲为了燕国能够长治久安，为了报答燕太子丹，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他虽未能挽危局于累卵，但扶助弱小，急人之难，奋身抗暴，慷慨赴死的勇气气节十分感人，可歌可泣。这种刚烈的精神风貌和性格特征是通过细节描写来表现的。
（五）仁义游侠：叙议结合，肯定游侠，突出“义”行
《史记·游侠列传》序云：“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5](P3183)道出了游侠的行为和品质，其行为虽然不符合道德法律的准则，但诚实守信，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救别人于危难之中，具有仁义之德，故为仁义游侠。
在开篇的序言中，司马迁用大段文字，以议论的手法，从不同角度，反复称赞游侠。他首先肯定游侠“言必行，行必果”的品德；接着称颂布衣之侠“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5]（P3183）他用历史事例说明遭受困厄的士人，也常常受到游侠的帮助。司马迁还把布衣之侠与季次、原宪一类的儒生做对比，说“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结尾称赞朱家、郭解等汉代游侠“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5]（P3183）诚如《古文观止》中对此评价，一篇之中“凡六赞游侠，多少抑扬，多少往复，胸中荦落，笔底摅写，极文心之妙。”[8]（P204）司马迁采用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对“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做了确切的分析。又分别对朱家、剧孟和郭解行侠事迹进行叙述，通过一系列事迹的叙述对开篇序中的论点进行印证。最后总结说，“人貌荣名，岂有既乎！”点明全文主旨。
司马迁在具体记述游侠的时候，突出其“义”行。首先，表现游侠救困之“义”。司马迁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5]（P3182-3183）肯定布衣之侠能够救人之厄困。如写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而且“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5]（P3184）《袁盎晁错列传》中写到“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而。”[5]（P2744）剧孟将自己家财布施给了别人，到死时候家中仅有不到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5]（P3187）尽管家中清贫，但若有人求救于他，他就会全力相助，以急人之厄难。其次，体现游侠主持正义。《游侠列传》记述郭解能大义灭亲：“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5]（P3185-3186）郭解不偏私亲，坚持正义，归附他的人越来越多。另外，凸显游侠德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也！’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倨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5]（P3186）面对无理之人，郭解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说自己不修德，还帮他减除劳役，这里的郭解乃是有德之侠。
三、《史记》中英雄传记的审美性
《史记》中的英雄传记通过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呈现出悲壮美、雄壮美、崇高美。
（一）悲壮美
所谓悲壮美，就是悲剧性结构的文艺作品，通过表现一定的痛苦与死亡，引起人怜悯与恐惧的一种审美范畴。
《史记》中很多英雄传记最后是悲剧结局，英雄的悲剧性结局呈现给人们的是悲壮美，留给读者的是遗憾和惋惜。《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本为一代英雄豪杰，他有着英雄的胆识，不学书、剑，要学“万人敌”，有着“取而代”始皇的魄力。“巨鹿之战”则显现了其一往无前、力撼山岳的英雄本色。此后，降章邯、杀子婴，灭秦国，楚汉之争中，困沛公于鸿门，败汉王于彭城……成为叱诧一时的英雄。但是他性格上自满、暴戾、优柔寡断、多疑等缺陷决定了他悲剧性的命运。最终给后人留下的是战场上的“四面楚歌”、情感路上的“霸王别姬”、以及即景生情时独唱“垓下歌”和“乌江自刎”等悲壮的画面。司马迁没有“停留在简单表述这一历史事实上，而是以他如椽巨笔，饱蘸情感的浓墨，酣畅淋漓地讴歌他顽强的英雄气概，把力的毁灭的全过程，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之在内心产生强烈的振荡，受到悲壮之美的艺术感染。”[9]引起读者的惋惜和怜悯。
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司马迁写荆轲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忼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5](P2534)作者首先对易水送别悲剧性的场面进行描写，其次用一些悲剧性的词语，如“白衣冠、送、击筑、垂泪涕泣、去、不顾”，为送别场面增添了一些悲剧元素，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最后一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将此传的悲壮程度推向了最高点。而这首《易水歌》不管是从歌词本身来说，还是从它所表现的意境来说，呈献给读者的都是一种凄美。如果说此处只是悲剧气氛渲染的话，而荆轲行刺秦王失败被斩，则是以悲剧性的结局，表现一种力的毁灭，也是悲壮美。正如日本学者浜田正秀所言：“（在战争中）那些不幸的战败者的勇猛、悲烈、壮美的战斗姿态，也是一曲对行将熄灭的生命之火的赞歌。……《史记》中那些刺客的命运也是如此。”[10]（P60-61）指出了刺客悲剧命运的审美价值。总的说来，悲剧通过对痛苦和死亡的书写，产生悲壮美，以净化人们的心灵。因为，《史记》中“悲剧人物尽管以‘悲’结局，但‘壮’的一面却永远留给后人，鼓舞人奋发向上。”[11]（P192）所以，阅读《史记》，“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个个性鲜明、经历非凡的传奇人物，我们为之震撼，顿生钦佩之情；我们为之动容，倍感痛快淋漓。我们因之激发，理想、奋斗更加坚定。”
（二）雄壮美
雄壮美指人的勇武和场面的雄伟壮观所带给人们的一种美学效果。雄壮美应该具有雄伟壮阔的意象，刚强坚毅的精神，多表现为极目无限、宽广辽阔的场面，在不和谐中追求和谐。表现审美对象的雄健、壮美。从审美效果上讲，雄壮美能够以博大、粗犷的美感给人心灵以震撼和奋发向上的力量。《史记·项羽本纪》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5](P296)写项羽力气过人非常人所能及，给人一种力量和敬畏。同样，项羽在战场上率兵杀敌也会产生雄伟壮阔的美学效果。《史记·项羽本纪》又载：“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矩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5]（P307）楚军将士奋力拼杀的高昂斗志，让诸侯军胆战心惊，烘托了项羽的雄伟英姿，表现出了雄壮美。
再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抗击匈奴兵：“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5](P2935)不管是写塞北的自然景象，还是卫青围攻的兵法布阵和北上追逐，都会呈现给人塞北独具的壮阔之美。这种壮阔之美在将士身上表现为驰骋沙场、奋勇杀敌，产生一种气势豪迈。司马迁在描写“飞将军”李广遭受匈奴遭遇战之时，仅仅使用了“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止。”[5](P2868)这十六个字就将汉军的豪壮气势展现在读者眼前，显示出了汉军岿然不动的坚强意志，表现出了雄壮美。
（三）崇高美
崇高美是指人的伟大、物的奇特所具有的审美特征，通常具有粗犷奇骏的气势，宏阔苍劲的美感，表现出粗犷、激荡、刚健的美学特征朗加纳斯认为：“崇高可以说就是灵魂伟大的反映。”[12]（P119）而康德认为：“心情在崇高的表象中感到自己受到激动”，“这个激动（尤其在开始时），能够和一种震撼相比拟，这就是这一对象对我们同时迅速地交换着拒绝和吸引。”[13] （P97-98）因此，崇高往往给人惊惧、敬畏等审美感受。
如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对荆轲刺秦时的激烈场面的描述，“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5](P2534-2535)如此激烈紧张的场面能不让人惊惧和揪心。而后激烈的刺杀场面更让人紧张难耐，“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5](P2535)表现了荆轲的无畏和英勇。同样，《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对蔺相如怒斥强秦，也始终扣人心弦。蔺相如拿回和氏璧时，“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5](P2440)且对秦王说：“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5](P2440)渑池之会，蔺相如让秦王击缶，而秦王不肯，于是“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5](P2442)除了激烈的场面会让人感受到崇高之美，伟大的人格魅力同样给人崇高美的审美感受。
参考文献
[1]韩婴.韩诗外传[M].晨风,刘永平.韩诗外传选译 [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2]刘邵.人物志[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3]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文化阐释[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3（3）.
[4]王寿南.中国历代创业帝王 [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班固.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吴见思.史记论文[M].杨燕起.陈可青.赖长扬.史记集评[C].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
[8]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C].北京：中华书局，1959.
[9]许世荣.试论史记的悲壮美[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2）.
[10]浜田正秀.陈秋峰译.文艺学概论[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11]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13]康德.判断力批判 (上卷) .宗白华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王长顺，文学博士，咸阳师范学院国际交流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