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秋 张兴吉

《史记》自问世以来，在二千多年的流传中，难免会有一些错乱、缺失，历代学者都致力于《史记》旧貌的探寻工作，其中对《史记》的校勘就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历代校勘《史记》的成果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记》古本资料，而且它们清楚地显现了古本《史记》如何成为今本《史记》的轨迹。同时，这些校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学者对《史记》的关注以及古代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其校勘活动，大而言之，或可以称之为“《史记》校勘史”。对这些成果的总结，即对《史记》校勘史的研究，也会从以上两个方面推动《史记》研究和《史记》版本研究以及古代校勘学的研究。

关于校勘的概念，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赵仲邑《校勘史略·绪论》采用“狭义的校勘”概念，认为校勘“专指同一部书，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互相核对，比较其文字的异同，以订正错误；或只比较其文字的异同”。运用赵仲邑先生观点，本文中的“《史记》校勘”的概念，只要指历代从事《史记》研究的学者校勘《史记》本文以及三家注的成果、著作，并主要着力于探究、分析在其校勘活动中，使用《史记》各种版本的情况。推动历代《史记》校勘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历代《史记》研究，特别是《史记》考订的不断深入，对《史记》校勘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二是适应历代《史记》刊行的需要所进行的《史记》校勘，后者不断的进步，最终成为《史记》校勘的主流。

汉唐时期的《史记》考订与校勘

汉唐时期《史记》还处于写本时代。《史记》以写本的形式在学界流传，因而此时期《史记》的校勘深受时代的影响。《史记》在问世后，很长时间是不为当时的学界所关注的，所以研究《史记》的著作出现的比较晚。陈直《〈史记〉新证·自序》指出：“《太史公自序》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可证存于天禄石渠者为副本，与正本不知有无异同，正本疑即杨恽所宣布之本，西汉学者所读者为副本。太史公手写之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但所以不绝者，当时已副中录副。西汉王朝，虽恶其书，亦甚重其书，藏之密而守之慎。东平王求读副本而不可读，能读见者，官吏如桑弘羊、王凤，校书如扬雄、刘向父子，博士如褚少孙、桓宽、冯商等十余人而已。到了东汉初年，尚为半公开式，王允指为谤书，可见当时对《史记》之评价，纵有研习者，书名排列在《汉书》之后，今日称为班、马，不称为马、班，仍沿着二千年来相传之习俗语。”

《史记》的流转中，很早就有缺失，西汉时期，就有人补《史记》之阙，即褚少孙的补写，如此的补阙，当然不是校勘的范围，不过，从中可见，人们对《史记》的关注有所提高，初步地开启了《史记》考订的过程。

《史记》的校勘工作，是伴随着《史记》考订过程展开的，特别是随着《史记》的注释之学的出现而出现的。据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作是东汉时的延笃，有《音义》一卷，又有不记作者的著作《音隐》五卷。两书久已亡佚，其对《史记》的校勘情况已经难以明了，但从其《音义》、《音隐》的书名，似乎可以推知其中有文字校勘的成分。

此后，《史记》的注释之作不断出现，如南北朝宋徐广作《音义》13卷；裴骃说：徐广注“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徐广的著作“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可见此书对《史记》文字的校勘是其着力所在。朱东润先生在《史记考索》中以专文《〈史记〉徐广本异文考证》，对徐广的校勘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盖校勘《史记》之作，兴于此矣”。可谓持平之论。关于徐广校勘《史记》的成果，近来学者多有探究。杨海铮著作《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应三玉博士论文《〈史记〉三家注研究》中有细致的说明，张玉春也有专文研究徐广的《史记》校勘问题。

六朝写本不仅与今本文字间多有差异，而且各本之间也有异文，所以唐人在作《史记》注释的同时，也对《史记》本文有一定的校勘工作。在今日传本的《史记》各家注释中，还保存着唐代及唐代以前《史记》的诸家注释，如南齐邹诞生撰《史记音义》三卷，其中的校勘成果保存到了今天。司马贞《史记索隐》中引用邹本所列文字异同者不多，只有九处。不过，据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研究，邹诞生注中文字异同的数量要比上述的记载多一些，他认为有23条。池田英雄《史記学50年》说：“水泽氏又从稀见之古板本中辑拾佚失古注，著以下三编：《邹诞生〈史记音〉佚文拾遗》（拾录约180条）、《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拾录约190条）、《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拾录约100余条）”。其中有一些条目记载了各版本异同的情况。

唐人刘伯庄作《史记音义》20卷，此本虽不传，但有一部分还保持在后来的注释中。对此朱东润先生将散布在《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中的刘注，加以辑录，写成《刘伯庄〈史记记音义〉辑佚》一文，对使用者提供了便利；同时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在保存在日本藏《史记》各版本上的日本学者的批注中，还找到了190条刘伯庄的注文，其中有关文字异同者有30条。

写本时代的《史记》校勘成果还不可能是单独的著作，它们多数是与《史记》的注释以及研究成果混杂在一起，因而可以认为它们还只是历代《史记》考订的一种副产品。而历代《史记》注释著作在后来的流传中，绝大多数都散失了，仅有部分成果保留在其他的著作中。这中间，只有裴駰《史记集解》在唐代时，已经与《史记》本文合并，因而著作几乎整部流传到了今日。徐广的《史记》校勘成果主要靠此书得以保存到今日，但与徐广原书已经较大的差距。由此可以推知，宋以前《史记》考订、注释著作中所形成的《史记》校勘成果，保留到今天的并不多。故而欲探索古人在写本时期校勘《史记》的情况，除了进一步对散见于《史记》古注中的《史记》校勘成果做深入的收集之外，还应通过现在存世的《史记》各古写本间的全面比勘，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宋、元到近代之前的《史记》校勘与考订

承上所述，汉唐时期，《史记》校勘与考订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区分。《史记》在进入刻本时期之后，上述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虽然此时期《史记》校勘与考订依旧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史记》考订成果中依旧有大量的校勘内容，但两者的区别已经逐步地显露。特别是《史记》版本的刊行中，《史记》的校勘更注重《史记》各版本的异同，必然要摒弃《史记》考订中那些繁杂的内容。接下来的部分，主要就《史记》校勘方面多加说明，而于《史记》考订的部分则以从简为原则。

首先，宋、元时期的《史记》校勘。此时期，《史记》进入了刻本时代，《史记》的大量刊行，直接推动了《史记》的校勘活动。据考察，此时期每次重刊《史记》之前，对所据底本及当时流传的通行本都做过相当的校勘，主要是版本的校勘。其校勘的成果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对《史记》文字及注释的具体校改，即在新版刊行时，对原底本进行直接校改的方式；二是校改中偶尔出现的校记，是指在校改中，对难以判断的异说，采取夹注的形式，保存旧说。比较写本时代的《史记》校勘，刻本时代的校勘成果，不是继续混杂在《史记》注释著作中，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史记》版本中，要想直观地了解此时期《史记》刊行中的校勘的情况，比较困难。比较简单的是方法是，可以从一些《史记》各版本的序跋中了解这些校勘的大略情况，其外的方法就只能是研究者，通过对《史记》各版本之间做相当的比勘，才能发现这些版本进行的《史记》校勘的具体情况。接下来笔者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说明。

宋代，伴随着《史记》诸多版本的刊行，对《史记》的校勘，已经开始。两宋时期，《史记》的版本众多，《史记》的最初刊行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史记》刻本，此后宋真宗真德元年（1004）重校《史记》完成，并有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所考的“刊误文字”五卷问世。这部“刊误文字”五卷可以认为是最早出现的具有《史记》校勘记性质的著作，可是上述版本及校勘记都没有流传到今天，已经亡佚，因此，其具体的校勘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同时，此《史记》“刊误文字”所开创这种直观的保存校勘成果的著作方式，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得到继承，很是遗憾。不过依旧可以想见这些版本的校勘成果对后世《史记》版本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因为从此开始的《史记》校勘的内容，可以说就是针对上述这些版本的校勘。

目前存世最早的《史记》版本是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景祐本。据校勘，北图所藏这一景祐本，其正文与今本相校有些不同之处，如：中华书局本《项羽本纪》中，今本有“项梁尝有栎阳逮”，景祐本在“逮”字下多“捕”字；“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景祐本在“诸侯”下多一“兵”。等等，这些皆可与今本互勘。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也说：“此本早于诸本，且是奉敕校正，可谓善本。以此本与后世诸本相校，既可正它本之误，亦可依其文字承继探究宋本《史记》的版本系统。”他又列举此本《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中22条例子，证明此本“多可正后世本之误”。从多方面的研究来看，景祐本此二处的异文，较今本及其他版本的文义更加通顺，可以认为是正解。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就是景祐本本身的校勘成果，但景祐本所具有的版本价值，不应小觑，我们还应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在景祐本之后出现的是《史记》14行小字《史记集解》单刻本，以上是北宋本。南宋《史记》版本众多，计有《史记集解》单刻本的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淮南路转运司刊本、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本；《史记集解索隐》本的南宋绍兴杭州刻本、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本、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本、淳熙八年（1181）澄江耿秉重修桐川郡斋本。以上七个本子，今传世本中多半无序文，故不经过各本间细致的对勘，就不能洞悉其校勘情况。有些本子，其校勘情况在牌记中就有所反映。如南宋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本目录后有三行牌记：“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行校勘即无讹误/绍兴庚申八月朔记”。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对朱中奉本所下的结论是：“朱中奉本以杏雨藏本为底本，参较其他刊本而成。”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本有“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案京／蜀诸本校理寘梓于东塾”等四处牌记。如此皆表明这些版本刊行时，都有过使用其他《史记》版本进行校勘的情况。

上述版本中最后的两个本子有序保留，从中可以窥见一些校勘情况。张杅本有序文曰：“一日与友人沈伯永语及前代史，则以为先秦古书以来，未有若太史公之奇杰。班孟坚已不逮，而况其余乎。因搜笥中书，蜀中所刊小字者偶随来，遂令中字刊之，用功凡七十辈越，肇始四月望，迄六月终告成，伯永请予序，予谓太史公书安敢序，当书岁月、识目录后可也。然其间删削是正者，不可不书，旧注谓十篇有录无书，后褚少孙补之，其文猥妄不经，芜秽至不可读，每翻阅至此，辄败人意，不知何人遽续而传之，凡少孙所书者，今皆删阙之，然其间亦有可喜，如日者传，则大类庄周书，意其皆本书之残缺者。少孙因以附益，今则以注字别之，或可见其遗意。……或谓太史公取《尚书》语辄更定以为非是。予谓不然，书虽经孔子所定，然其文皆史官所记，故唐虞三代之书，语皆不类，则非一人之可知矣。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史。安可必有同哉。太史公迈往之气，渡越前古，意欲自成一家，故取书所载训释其义，而定以今言。若悉如书之语，则曰不类。故特裁正而不辞，盖更易旧史官之书，非遽变孔氏之书也。”从中也可见张杅对旧本不仅有删节，也有校改的情况，校勘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耿秉本有跋文云：“淳熙丙申，郡守张介仲刊太史公书於郡斋，凡褚少孙所续悉削去，以尊正史也，学者谓非全书，怀不满意，且病其讹舛，越二年，赵山甫收郡，取所削别刊为一帜，示不敢专，二观者复以卷第不相入览，究非便置而弗印，殆成弃物。信乎。流俗染人之深，夺而正之，如是弃难，然星之於月，其不侔亦昭昭矣。屏之使不得并，孰若附之其旁，则大小较然，不意愈尊乎。别以所续从其卷第而附入之，两存其版，俾学者自择焉。其讹谬重脱，因为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望日毕工，澄江耿秉直之谨书。”可见此本不仅力求回复旧本的原貌，而且也有版本的校勘。通过具体的校勘，笔者注意到耿秉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此本所收《索隐》较南宋蔡梦弼本、南宋黄善夫本多出40余条；其二是耿秉本比明毛晋汲古阁《索隐》单刻本的脱误要少。因而此本的校勘价值较高，同时，也是研究《史记索隐》形成的重要资料。

此后出现《史记》三家注本，即《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本的南宋庆元二年（1196）建安黄善夫本。另外，在南宋景定二年（1261），即蒙古中统二年又有《〈史记〉集解索隐》平阳道段子成刻本。此中统本前有“董浦序”说“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喜储书，恳求到《索隐》善本，募工刊行，将令学者，证其违而治其阙，习其旧而知其新”，此本所据底本为南宋本，且据宋刻多加比勘，校勘精审，又与南宋蔡梦弼本、张杅本、黄善夫诸本不尽一致，可谓独树一帜，可正他本之误处甚多。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刻《史记》彭寅翁本据南宋黄善夫本刊行，对底本黄善夫本中的讹误也有一些校正。此后元大德十年（1306）有饶州路儒学刻本。在此后国内处于动荡的时局，文化事业恢复的比较慢。大约200年后，一直到明代天顺年间才有人再次刊行《史记》。此本首行《史记索隐序》下括号内，题“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表明其做过校勘的工作。此时的《史记》校勘已经不仅仅是对《史记》本文的校勘，也包括了对《史记》注释的校勘。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元时期的三家注本《史记》中，出现了简单的校记。黄善夫本、彭寅翁本中，在卷61《老子伯夷列传第一》的标题下，有一个小注，很有意思，其文曰：“监本老子与伯夷同传第一庄子与韩非同传第三/索隐本伯夷传第一老子庄子韩非同传第三/正义本老子庄子伯夷居列传之首/今依正义本”。又卷四《史记》本文“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天命，革殷，受天明命’。”“膺更”二字下，黄善夫本、彭寅翁本有注曰：“监本作受”，指“更”字当为“受”字。卷五《史记》本文“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臣”字下黄本、彭本有注曰“监本作吾”。上引三条史料中的“监本”显然是指宋代的《史记》监本。虽然我们还不可以据此就认为，黄本、彭本这些《史记》版本，一定用过宋监本进行过校勘，但至少可以说明，监本的成果为这些版本所继承。因这三条校记有比较明确的版本依据，较之以前《史记》版本注释中的“一本作╳”的形式的提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似乎上述几条校记，可以看作是《史记》校勘成果中保存到今天的最早校记。

可见，此时的两本可能用过宋监本进行校勘，或者至少两本的祖本用过宋监本做过校勘。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直接引用宋监本的实例，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是黄善夫本的底本中所拥有的校勘成果。而黄本、彭本的这三条小注，可以认为是承袭徐广注之后的具有校记意义的发明。在《史记》校勘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这三条最早出现在黄本、彭本以前哪个版本中，将是进一步梳理《史记》版本以及进一步了解《史记》校勘史的关键。

宋代考订《史记》的工作更加深入，在诸多《史记》考订著作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史记》校勘成果。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关于此种情况，近时有史明文《宋代校勘〈史记〉初探》一文，介绍的比较详细，这里就不多加说明。

其次，明代的《史记》校勘。明代《史记》版本众多，如三家注本中的廖凯本和著名的“嘉靖三刻”（明嘉靖四年王延喆本、明嘉靖四年柯维熊本、明嘉靖十三年秦藩本）以及官刻本的四种南、北国子监刻本。从这些版本的序文中，都能发现校勘的影子。如明代最早的《史记》三家注本—廖凯本有序云：“乙亥秋，随侍家伯出镇关西，遂谋於梓。用畅夙怀，然其所有，則《纪》、《表》、《世家》、《传》，而《八书》逸焉。间虽补之缙绅所藏，则讹文已甚，脱简弥滋，於是殚心穷思，日就月将，参眂群册，段以至理，颇若苟完斯典，不坠前闻。”王延喆本有跋云：“延喆不敏，尝闻于先文恪公曰：《国语》、《左传》，经之翼也；迁史、班书，史之良也。今吴中刻《左传》，郢中刻《国语》，闽中刻《汉书》，而《史记》尚未刊行。延喆因取旧藏宋刊《史记》，重加校雠，翻刻于家塾，与三书并行于世。”柯维熊本卷首有嘉靖四年铅山费懋中《题新刻史记》云：“白鹿洞本无《正义》，陕西本虽有之，而《封禅》、《河渠》、《平准》三书特缺焉，柯君悉为增入。”陕西本即廖铠本，可见，柯本在校勘时，应当使用过廖铠本，在刊行时还借鉴过元刻彭寅翁本。

明代官刻《史记》也是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的版本。最有名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明代国子监刊本《史记》。这些《史记》版本对后世《史记》版本也有很大的影响。现传世的明国子监刊刻的《史记》，共有四个版本，这四个本子都是三家注本，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对三家注都有删节，但它们作为官刻本，其校勘成果还是比较突出的。

明后期刊行的《史记评林》，此本的底本是柯维熊本，此本在校勘中，使用了宋本以及当时流行的《史记》版本，如明监本（余有丁本）等版本。对于《史记评林》版本价值的评价，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可以说褒贬不一。《史记评林》在校勘上的贡献，应当给予应有的评价。清人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五“《史记》杂识”说：“《史记》明刻本集解索隐正义皆备者，以震泽王氏、莆田柯氏本最善。评林本”（指万历四年吴兴凌稚隆刻本）藏书家不以为重。今以乾隆四年殿本校勘，乃知胜监本多矣。凡例言以宋本与汪本（当即柯本）详对，非虚语也。”而此本在明清时期，学界称之为“湖本”，是学者常用的《史记》版本。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以此本为底本，近代以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之初，也曾以日本翻刻的《史记评林》作为工作底本，都可以说明其校勘方面的贡献。

明末出现的刻本《陈太史评阅〈史记〉》中，每卷末皆有《考证》，对《史记》进行专门的考订，其中有校勘的内容。此本每卷末皆有《考证》，题“××考”。如“周本纪考”。其中引用“洞本、湖本”来校勘，湖本是指明刻《史记评林》；洞本则指明刻《史记》白鹿洞书院本。明刻《陈太史评阅〈史记〉》是所见到的最早对《史记》版本之间进行校勘，并在校记中明确指出具体版本依据而传世的著作。此本的“考证”虽然不完全是使用《史记》版本的校勘，但其开启风气之功，是值得注意的。以后《史记》校勘中，常使用此本，可见此本的校勘水平。

众所周知，明代《史记》考订著作众多，各家《史记》考订的成果被大量吸收在明刻《史记》各版本中。从明嘉靖十六年（1537）《史记题评》、刊行后，这种加入大量诸家评论及考订的《史记》版本，风行一时。明代的官刻本万历二年余有丁本，也受其影响，就采取了当时民间刻本的做法，吸收各家评论与考订。此种风气，以上述的明万历四年（1576）著名《史记》版本《史记评林》的刊行，达到了顶峰。

再次，清代的《史记》校勘。清代《史记》版本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武英殿本《史记》，此本似乎是受《陈太史评阅〈史记〉》的影响，在每卷末设“考证”，主要针对版本文字的异同展开议论。清武英殿本《史记》的底本是明刻北监本，因为明北监本存在着缺失，此本据明刻王延喆本作了大量的补充。但此本却没有对其使用《史记》版本资料的进行说明，更没有说明补充本的名称。据张元济《校史随笔》统计：“殿本《正义》全脱者尚有五十二条，不全者四十二条。馆臣既知《正义》独赖王本之存，何以不悉数采录？殊不可解。”此本中的“考证”的主要作者是杭世骏，此本对《史记》及三家注进行校勘时，主要使用先秦古籍以及后来学者的成果，也使用了《史记》版本资料，如卷七《史记》本文“项梁尝有栎阳逮捕”，“考证”云：“诸本皆无捕字，惟北监本有之”。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水泽利忠说：景祐本、蜀大字本、南监本也有“捕”字。不过，如此的校记在“考证”中是极少的，因而关于其使用《史记》版本资料的情况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张文虎在其《史记校勘札记》跋尾中说：“新刊《史记》本文及注，皆不主一本。”表明金陵书局本和武英殿本并无直接的联系，言语中显然对此官刻本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见殿本在校勘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清代是考据学发达的时期，对《史记》的考订，有突出的贡献。如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读史杂记》、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古史拾遗》，梁玉绳《史记志疑》等著作，钱泰吉在《甘泉山人槁》中有专文的论说。其中都有使用版本资料进行校勘的情况。此种情况已经为学界所熟知，故亦不做更多的解说。

总之，以上《史记》各版本在刊行中，皆有比对旧版进行校勘的活动，其校勘成果当然值得注意，只是这些成果散布在《史记》各版本中，进行全面整理的工作极为困难，造成目前学界还没有对这些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因而其成果的实在情况还不是很清晰，这些都阻碍着《史记》校勘的进一步发展。

近代之后的《史记》校勘

在近代之后，随着《史记》不断的出版、刊行，推动着《史记》校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就是从宋代出现的专书《史记》“刊误文字”的传统，得以再次发现，在此后其传统得以接续流传，而且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史记》校勘成果，同时，其中一部分成果以专书的形式在学界流传是一个新的形式，作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的出现，表明《史记》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史记》校勘，随着《史记》在不断的刊行，在此时期已经成为专门之学，出现专门的著作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史记》校勘有着很深的影响，并直接指导着后来《史记》版本的刊行工作。

作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史记》的校勘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校勘学在校勘实践中，理论的梳理从不自觉进入自觉的过程。作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此类校勘记主要是以《史记》版本间的校勘为主体，即以探究版本间的异同作为著作的主要内容；二是在言及《史记》版本异同时，都是明确地指出各版本的具体名称，来具体说明各版本的异同，而不再使用徐广式的“一本作╳”，或黄善夫本、彭寅翁本式的“监本作╳”等比较模糊的版本称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勘记。这些《史记》校勘记专书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史记》本文及三家注的错误，提示人们的注意，而且也为人们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对《史记》作进一步的校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为人们总结校勘学的理论方法，提供了良好的素材。笔者还注意到，在近代之后的《史记》刊行（包括排印或影印）中，后来引起学界注意，并广泛使用的有名《史记》版本，几乎都有《史记》校勘记问世，个别没有形成校勘记的《史记》版本，或许也是格于时势的原因。接下来，就以其刊行的顺序展开说明。

清代最有名的《史记》校勘著作，或者说校勘记，是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清同治六年（1866）金陵书局刊行《史记》，清同治九年（1870）完成。张文虎参与《史记》的校勘工作，著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这是《史记》校勘的巅峰之作，就其使用的版本而言，达到17种之多，其中有五种宋本。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史记》校勘记，还有一些不太知名，但也必须提及的著作。如丁晏《〈史记〉毛本正误》，使用了明刻的各本对毛晋刻《史记》集解本进行校勘；此外还有刘光蕡的《史记》校勘记。刘氏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校刊《史记》，并专门撰写、刊行了一部校勘记，其中除了引用前人成果及文献资料进行校勘之外，此书所用的一些校本资料，如有明刻本中的柯本、湖本、南北监本、明末毛晋汲古阁集解本、清武英殿本数种，刘氏注意到明刻四种监本中的区别，称呼上使用了“明监本”、“北监本”、“南监本”的称呼，在校勘中注意到了明刻南北监本的差异。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记载，王舟瑶曾撰《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130卷，稿本，藏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可惜，此书也仅仅是以稿本流传，未能刊行，很是遗憾。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与徐文珊、赵澄等先生致力于整理《史记》。最后在1936年出版了《史记·白文之部》（全三册），此本为白文本，无注释。此本的底本是湖北崇文书局仿刻明王延喆本，并以金陵书局本加以校勘，在行文中，时有校记出现。此本每册的卷末附有“《史记》白文读者勘误表”可拆表格一页，意在请购书的读者发现此本的错误，用此表将此本的错误告之点校者。《史记·白文之部》的出版，并不是上述诸位先生《史记》校勘、整理工作的全部，而仅仅其工作的一部分。顾颉刚先生在此书的序文中说：“白文之部”完成后，是做《史记》的索引，而后是对《史记》三家注的进行整理，“继是以往，将一揆先后终始之要，若《校勘记》，若《序录》，若《考证》，若《年表、地图》，期于次第为之，先以确定其内容，然后博挹诸家，裒为《新注》，更增其所必增，汰其所必汰，作为《〈史记〉改定本》——次非尽去旧本而代之也，将与之并行，使人比类而观，就才、学、识、德四者以别汉人与今人之短长高下与弘隘浅深焉。国家不亡，我辈不死，速可十载，迟至廿年，谅有以偿斯夙志；否则有待于后之人矣”。徐文珊先生也在此书的序文中说：“对于《史记》一书计划中的工作，据顾师的意思还有考版本，作校勘记，作年表，化地图，做新注种种。”从中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的确有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整理《史记》的全面计划，最初是通过收罗《史记》各种版本，并进行考订，再通过全面的《史记》校勘，形成一个完备的《史记》校勘记，最终则要完成一个《史记》新版本，这应当是他的最大愿望。

大致与顾颉刚先生同时，张元济先生完成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也是《史记》校勘记的杰出著作，虽则张先生所使用的版本不多，只有旧宋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单索隐本、明刻王延喆本、刘承干翻刻淮南转运司大字本、清武英殿本等，不过五种，但因其工作底本是南宋黄善夫本，而事半功倍。同时，张先生几乎逐字的校勘，也是《史记》校勘史上前所未有的方法，因而此校勘记所保留的资料，不仅全面地反映了校勘中所使用各本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其差异变化的规律，堪称《史记》校勘史上的经典著作。

1957年台湾影印出版了宋刻《景祐本〈史记〉》，同时也有龙良栋先生《景祐本校勘记》问世。景祐本《史记》为存世最早的《史记》版本，对其进行校勘，当然有极大的意义。此校勘记的特色，一是景祐本的坏字、缺字标出，二是开列刻工名于文末，其中有分列新、旧版的刻工名，有益于后人进一步的校勘。然而此校勘记，亦不无缺憾，表现为作者对《史记》版本的总体情况不甚了解，对《史记》版本的源流也很不清楚。因此，作者所使用的校勘版本仅有百衲本、武英殿本、泷川本、吴汝纶本，再有其他校勘杂记等。而且此书的对校不全面，导致出校内容不多，全书的篇幅过小，亦就不能全面反映景祐本《史记》的特色，以及揭示此本与其他各本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此校勘记没有更有效地突出景祐本所具有的版本价值。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史记》。这个集中了当时国内一流学者点校整理的本子，以清代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又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可以说是《史记》的一个全新版本，因此，问世之后，成为海内外发行量最大、最通行、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版本。可惜，此本没有校勘记行世，也就无法全面了解其校勘成果，是其最大的缺憾。

此时期的《史记》校勘，在海外学界也卓有成就。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全面总结《史记》研究成果，形成了二部有名的《史记》研究著作，它们也是《史记》校勘的名著，即《博士家〈史记〉异字》、《史記考异》。编撰者是当时日本加贺藩的儒学者大岛贽川、大岛桃年父子。大岛桃年（1794—1853）为贽川的长子，袭其父的俸禄，继承家学。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7），加贺藩欲校刻中国的二十一史，贽川曾任史局总裁，其间贽川涉猎公私所藏史书，为刻书作准备，编成《博士家〈史记〉异字》，但校刻未成，史局即告关闭。此后，桃年继承父业，编成《史記考异》14册。

《史記考异》采用日本宽永十三年（1636）八尾助左卫门刊《史记评林》本作为自己的工作底本，校勘日本幕府及各诸侯所藏二十余种《史记》版本中文字的异同。日本安政二年（1855）《史記考异》完成，这部《史记》校勘的专门著作，大致和中国学者钱泰吉（1791—1863）的《〈史记〉校勘记》同时问世，但其所用以互校的《史记》版本则远远超过后者。与此稍后张文虎校勘《史记》，所用旧本，少于《史記考异》，而且张氏所据诸本中，没有宋元版的三家注本，只有明刻的“嘉靖三刻”，就资料而言，可谓不备。所遗憾者，与张文虎的《札记》相比，《史記考异》一直没有刊行，所以它的影响远不如张氏《札记》。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二战前《史记》全面校勘的突出的成果，二战后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则是反映了《史记》校勘的最高水平，据笔者的统计，他在《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中，共使用数十种《史记》版本对校，将各本的异同反映在一书中，同时也将各本的校勘成果反映出来，实际上是一部对《史记》的各主要版本做近乎逐字的对勘，并列出的诸版本异同的大型校勘记。

日本学者池田英雄《史記学50年》如此评价此书：“水泽利忠著《史记会注考证校补》130卷（全九册，史记会注考订校补刊行会版，第1—8册1957—1961年版，第9册1970年版），其以泷川之《史记会注考订》为底本。以著者亲见之《史记》古钞本、板本及先人的《史记》校记，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进行了缜密的校勘。其最大特色是采用了极多的资料。使用了日中两国所传存的注本30余种、校证资料40余种，特别又从日本传存的20余种古抄本中，增辑《会注考证》未载录的《正义》佚文200余条，向来《史记》校记以清代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为最善本，而《校补》多采张氏未能见之中国《史记》版本第一等的资料‘南宋刊三注合刻黄善夫本’，又据‘南宋绍兴十年刊大字集解本’等，再据日本传存的各种古抄本，由此，此书的成就巨大，其校勘价值则远在张氏之上。古今此类书中，此书可谓最完备之作。”

近代之后，《史记》考订著作数量更是猛增。崔适《〈史记〉探源》、王叔岷《〈史记〉校证》、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陈直《〈史记〉新证》、韩兆琦《〈史记〉笺证》等著作中都有进行校勘的情况。不过总的来说，此类著作主要是使用其他相关文献校勘《史记》，是全面考订《史记》文字、史事的著作，并不是纯粹意义的校勘著作，因其中使用的《史记》版本资料不多，就校勘的方面来说，其成果不突出，不足以与此时期成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相抗衡。故而对这部分的成果就不展开论说。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历代学者皆有在《史记》版本中添加批语的习惯，其中很多是关于校勘《史记》的内容和成果，比如张文虎校勘《史记》时，就使用过吴春照批注柯维熊本《史记》、汪远孙批注宋本《史记》。另外，日本所藏《史记》诸版本中，保存有历代日本学者的大量批注，知名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从这些批注中发现了为中日学界注目的“《史记正义》佚文”。关于《史记》版本所保存的此类学者批注问题，因其来源、流传极为复杂，非专文不能述其详，故不再展开说明。

结语

《史记》校勘工作目前的整体水平还不能适应《史记》研究的发展要求，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同时，《史记》的校勘，应当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即前人的《史记》校勘，往往受到《史记》版本资料的局限，在对校勘各本的版本源流情况还不清楚的情况就进行校勘，效果不好，有过许多的重复劳动。近日《史记》主流版本资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而且在学界的多年努力之下，目前《史记》主要版本的源流已经基本澄清的情况下，对《史记》所做的校勘应当是全面的校勘。其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网罗《史记》的各类主流版本，以《史记》版本源流为基础，首先是进行《史记》版本中属于同一系统版本的校勘，以澄清《史记》在历代翻刻以及流传中所造成的讹误；其次是进行更广泛的《史记》版本各系统之间的校勘，以发现《史记》版本内各系统件的异文。如此才可以说明今日《史记》版本中的“异文”，哪些是历次翻刻及流传形成中的错误，而哪些是承袭旧本的结果。有了如此的基础，才能为形成《史记》更好的文本创造良好的文献条件，向着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史记》改定本”的方向前进。

（安平秋，北京大学教授；张兴吉，海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