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察缘起

西楚霸王项羽（前232—前202），由于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的实录描写，在华语世界是妇孺皆知的历史名人，其乌江自刎的壮烈结局，千百年来更是耳熟能详的历史常识。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教授，在上海《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二辑发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引据《项羽本纪·太史公曰》称项羽“身死东城”，以否定《项纪》正文项羽于乌江自刎的记叙，得出“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是死于乌江”的“新的结论”。为支撑这个断案，冯先生还“考”出项王陷入的阴陵大泽即今淮南市东的高塘湖、项王东城快战的四隤山即定远县东南60华里的嗟虞墩、“乌江在汉代属历阳（唐称和州），与东城是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域”，甚至断言《项纪》中“乌江亭长檥船待”以下的文字有“错简”、“《史记》里确实不存在项羽乌江自刎之说”。南京大学博导卞孝萱教授随即公开致函称誉冯其庸“考出项羽乌江自刎之说，源于元杂剧”、“大文出而后项羽死于东城（邑），可为定论”。卞公还称赞冯先生“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论证法”，“敢以质诸天下学人”。多家报刊对冯文予以转载或摘要推介，网络平台更为冯文推波助澜。更加引发震撼的是，《中国文化报》2007年8月25日整版刊发冯先生的《项羽不死于乌江》，特加“编者按”，盛赞《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的发表，“虽只是2007年中国文史界的‘一件小事’，却意义重大”；《光明日报》2007年9月11日的“光明论坛”发表题为《“不忘启迪”的示范意义》的署名文章，号召“广大学者”学习冯文所体现的“大家学术风范”。

项羽自垓下突围、南驰乌江，原欲退保江东以图后举，然而却临江拒渡步战自刎，这个举动不仅最终成就了项羽的完整人格，而且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项羽的最后抉择，为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画上了句号，从而为长期统一繁荣昌盛的大汉王朝的诞生揭开了序幕。我们坚信《项羽本纪》关于项羽结局的两种书法——“乌江自刎”与“身死东城”，都是司马迁的实录，是同篇前后互见足义，二者完全统一而无丝毫矛盾，应毋庸置疑。坊间对司马迁实录项王乌江自刎的文字的误读与曲解，已造成了不容忽视的认识混乱。而《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在文本解读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以及对它的评价，关乎实事求是学风的导向与重建，更应严重关注。

为了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真相，中国史记研究会、和县项羽与乌江文化研究室组成联合考察组。考察组由六位成员组成。中国史记研究会三人：常务副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张大可教授、常务理事安徽师大中文系袁传璋教授、理事南京三江旅游学院许盘清先生。和县项羽与乌江文化研究室三人：主任金绪道、副主任范汝强、章修成。考察组由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大可教授带队，于2008年8月19日至25日，先后实地考察了安徽灵璧县境的虞姬墓、垓下遗址，凤阳县临淮镇东古钟离县淮河渡口，定远县境的阴陵县遗址、阴陵大泽残迹、东城县遗址、嗟虞墩，滁州市古清流关驿道，全椒县南荒草湖与和县北红草湖遗迹，全椒与和县交接处的九头山，即阴陵山，和县与江浦交接处的四隤山，和县乌江霸王灵祠。考察中得到沿途各县宣传文化部门的鼎力相助，在此谨申谢意。

本考察报告经全组成员多次协商讨论，由袁传璋教授执笔写稿，许盘清先生绘图，张大可教授审阅、补充、修订，最后在2008年11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项羽学术讨论会上经与会专家讨论形成定稿。项羽南驰乌江路线图，概括了各种说法的路线，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正与误的路线，供广大读者讨论。

二、项羽南驰乌江路径沿途要点

这次考察以《史记》、《汉书》关于项羽自垓下南驰乌江的记叙为根本依据，参考唐宋以来舆地志书的相关记载，配合卫星遥感地形图，进行实地田野踏勘，辅之以与当地名宿长老的座谈或采访，确定了项羽陷入的阴陵大泽与东城快战所在地四隤山的实际方位，进一步明晰了项羽自垓下南驰乌江的经行路线。现将考察的认知报告如下。

1．虞姬墓

虞姬墓在安徽灵璧县城东15华里虞姬乡霸王村，在灵泗公路南侧，南距垓下遗址约50华里。秦汉之际，此地属项羽的西楚王国泗水郡。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虞姬墓在“文革”中遭严重破坏，冢土被削大半，墓葬情况大部暴露。据当时现场目击者言，遗骸为女性，孤身葬，身首相连。无棺槨和殉葬明器。以三块长约2米的石板构成三角形石棺，两头各以长方形石板封堵，显系仓卒掩埋。石棺北、东、西各30米处残存汉砖围墙墙基。墓地四周散落汉瓦残片。可证此墓汉代已加保护。现今所见虞姬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修复，墓体园形，基径11米，用青砖砌筑1.2米高护墙，连封土通高约6米。墓南有清代光绪二十七年知县杨兆鋆所立墓碑，高约1.8米，中刻“西楚霸王虞姬墓”，碑额横披刻“巾帼千秋”，两侧刻对联“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联语取自宋碑，只改易下联“独留青冢祭秋风”中“祭秋风”三字为“向黄昏”。碑阴刻杨兆鋆撰《虞美人》词。原有的宋、明碑碣已无存。

定远县南60华里也有虞姬墓，俗称“嗟虞墩”，传说虞姬身首异葬，灵璧葬身，定远葬首。晚清安徽巡抚冯煦所撰《重修虞姬墓碑文》对此有所辨说：“或谓定远之南，亦有姬墓，彼葬其首，此葬其身。花歌草舞，傅会有之；头岱腹嵩，荒唐颇甚！间尝考其图史，按其山川，知仓黄遇敌之时，正慷慨捐生之处。金钿委地，知故埌之未湮；紫玉成烟，信佳城之不远。”其说可从。

2．垓下

《项羽本纪》：“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垓下，是秦泗水郡洨县的一个村落。秦亡，泗水郡属项羽的西楚王国。洨县故城在灵璧县南50华里外洨水（今名沱河）南岸东濠城集（今属固镇县）。《汉书·地理志》沛郡下属有洨国，班固自注云：“洨，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垓下“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与《汉志》相违，不可从。垓下遗址在灵璧县城东南50华里处，古洨水北岸，即今韦集镇垓下村（原名单圩老庄胡村）及其附近高地。据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标示，地处东经117°38＇、北纬33°21＇。从卫星遥感地形图可见其地北部平缓，南部陡峭，呈半岛状由北向南伸展，属自然形态的高岗绝崖地形，面积约25万平方米，合450亩。在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此处实为易守难攻之地。楚汉垓下会战，双方投入的兵力汉军40余万，楚军十万《史记·高祖本纪》载垓下之战，汉军淮阴侯韩信将30万，刘邦自带追击项羽之众在韩信之后，至少十余万，即汉军总数40余万。战场应在垓下地块之外更为广阔的地带。垓下当为项王会战大败后，收缩残部据此高地退守之处。20世纪在遗址附近常有秦汉陶器、楚汉兵器、秦汉砖瓦残片出土。如今垓下是庄稼繁茂的旱地，除立有“垓下遗址”的文物保护碑外，已不见往昔激烈厮杀的战场痕迹。

3．钟离古淮河渡口

《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羽渡淮处为钟离县古渡口。钟离，春秋前为钟离子国。春秋末期先后为吴、楚所据，为钟离邑。秦于此置钟离县，属九江郡。秦亡，地属项羽的西楚王国。明初于此置凤阳县。钟离古城遗址在今凤阳县东北25华里临淮镇东6华里的临淮高地上，城垣残高3-4米，东西宽360米，南北长380米，有四门。北临淮水。俗传此处为“霸王城”，谓项王渡淮后于此筑城以抗御汉军追骑。此说纯属傅会。遗址现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古濠水于钟离城东入淮（《水经注·淮水注》：“豪水东北流，迳其县西，又屈而南转，东迳其城南，又北历其城东，迳小城而北流注于淮。”），入淮口处为南北津渡要冲。此次考察，正值淮河汛期，河水饱满，河面宽达数百米。据《梁书·韦睿列传》及《资治通鉴·梁纪二》记载，钟离城东北18华里的淮河中有邵阳洲、道人洲，均可屯兵数万，足证古时淮河远较近代为宽，即使隆冬枯水季节，济渡亦非易事。项羽自垓下南驰乌江，必自钟离北岸渡淮。渡口日常用于济渡的“公船”原本不多，在黎明前也无从征集民船助渡。《秦律》法定县属“公船”长仅秦度三丈三尺（合今制7.4米），最多能载两骑。在河宽船少，军情紧急的情势下，直至天明，项王的800余骑非经战斗，渡淮后“骑能属者百余人耳”，应是指只渡过了百余骑，项羽就立即率队南驰了，实属无可奈何之事。

4．阴陵

《项羽本纪》：“项王至阴陵。”阴陵，故楚邑。秦置县，属九江郡。秦亡，地属项羽西楚王国。东汉曾为九江郡治。《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云：“阴陵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遗址在今定远县西北60华里靠山乡古城村。《水经注》卷30《淮水》：“淮水又北，迳莫耶山西”句下《注》：“山南有阴陵县故城。”卫星遥感地形图显示，莫耶山横亘在钟离、阴陵之间百余华里，山体高大，骑者不可攀跻。两县直线距离虽仅80余华里，但不可直达而须绕山而行则为150华里。阴陵城在莫耶山南十余里，其地高爽。《大清一统志》卷136《凤阳府·古迹》“阴陵故城”条引《县志》：“城周二里，故址犹存。”考察所见遗址玉米地中秦汉屋瓦残片散布的范围，实远较“城周二里”为大。还发现村民门前有用以垫地的长1米宽半米的古旧大石板，村民们皆云从遗址暗渠中挖出，可证阴陵古城有较好的地下排水体系。古城村村西有一倾圯的陈铎祠，当地传说陈铎即在阴陵城西将项王骗向大泽的“田父”，汉高祖感恩，封陈铎为官，建祠奉祀。此说实不可信。因为“项王至阴陵”，实指进入阴陵县境，而非如冯其庸先生所说的“一个‘至’字，明确交待项羽已到了阴陵”。若果进入了人烟稠密的阴陵城，何来“迷失道”，又何必请“田父”指路，更不会受绐陷入阴陵城西的“大泽”。而且方向不对，项羽渡淮南驰是指向东城，因迷路“向左”，才向西，若项羽南驰是到阴陵城，必须南弛后折而沿莫邪山麓向正西方行走，即“至阴陵”解为“到阴陵城”，已经是由东向西，再“向左”就是正北了。更重要的是，真正的“阴陵大泽”在阴陵城东南30华里外，而阴陵城西根本不存在什么“大泽”。冯先生所考察的大泽是现代偃塞湖，且不在古阴陵县境，详下文“阴陵大泽”。

5．阴陵大泽

《项羽本纪》：“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阴陵大泽是导致项王南驰乌江退保江东计划失败的关键地点。然而它究在何处，《史记》三家注均未出注。南宋以前权威的舆地志书也无阴陵大泽的隻字片语。以致后世出现一些无端的臆测。其实正史中并不是一无线索可寻。《梁书·韦睿列传》记载：梁武帝天监五年（506）岁末，后魏中山王元英寇梁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今凤阳县东北25华里临淮镇），众号百万，而钟离守城梁军仅有三千，军情异常紧急。次年二月，梁武帝命豫州刺史韦睿率众北援钟离。“睿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值涧谷，辄飞桥以济师”，车驰卒奔，旬日即至钟离城下，三月，大破魏师。司马光撰《类篇·辵部》：“迳，直也。”“迳道”，即直道。故《资治通鉴》即直书其事为“睿自合肥取直道，由阴陵大泽行。”由此可知阴陵大泽位于合肥与钟离（梁北徐州刺史治所）的南北连线上，当古东城县邑西北、阴陵县邑东南，约在今定远县城西西卅店迤南一带。从此次田野踏勘所见及卫星遥感地形图所示，西卅店南部东西各一、二十华里范围内地势低洼且地形复杂。阴陵大泽盖为古池水、古洛涧、古濠水等水系及莫耶山南花水在其处汇聚而成的沼泽。历经沧桑，阴陵大泽早已淤塞成农田，但残迹尚存。《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之《职方典》829卷《凤阳府部·定远县》有如下记载：“石塘湖在县西十五里”、“秦塘、胡迤塘、济明塘，俱在县西南二十里”、“马长涧在县西二十五里”、“白涧在县西三十五里”、“清流塘在县西三十里”、“关塘在县西南四十里”。这些塘口均在古阴陵大泽范围之内。有些塘口如今已改建成小型水库。

关于阴陵大泽的所在尚有附会不足信的新旧二说，在此略作辨析。旧说“阴陵山，在乌江县西北四十五里，即项羽迷失道处”，为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首次提出。《大明一统志》与《大清一统志》承袭其说。《直隶和州志》及《历阳典录》进而认为和州北境80华里阴陵山旁红草湖即“所谓阴陵大泽”，并引《述异记》为证：“阴陵九曲泽，泽中有项王村。项王失路于泽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为名。”但此说首先颠倒了《史记·项羽本纪》所述项王自垓下南驰乌江的征程；其次，此说引述《述异记》失真。《述异记》的作者任昉，是齐、梁时期与沈约齐名的作家兼学者，《述异记》卷下原文为：“今阴陵故城九曲泽，泽中有项王村，即项籍迷道处。项王失路于泽中，周回九曲，后人因以为名。”明确指出项王迷道处在阴陵县九曲泽。而《历阳典录》删削原著“今阴陵故城九曲泽”句中“故城”二字，遂将淮南的阴陵邑误会为近江的阴陵山，进而误会阴陵山旁的红草湖为阴陵大泽；第三，韦睿任梁豫州刺史兼领历阳太守，如果历阳阴陵山旁红草湖真是“阴陵大泽”，那么他受命北上驰救钟离，“自合肥取直道，由阴陵大泽行”，则将是北其辕而南其辙直趋江南了。韦睿驰救的对象北徐州刺史昌义之，也是梁朝名将，《梁书》本传开篇即称“昌义之，历阳乌江人……守钟离。”昌义之自然更清楚项王陷入的“阴陵大泽”，并不在他的家乡，而在他北徐州刺史的防区之内。故旧说无据，不可从。

新说“阴陵大泽”即为冯其庸教授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中所独创，所指为今凤阳、定远与淮南三县市交界处的高塘湖，冯文说：“今阴陵旧城址尚在，已立有文物保护碑，老百姓叫此处为古城村。……如今从古城村向西，便是一片大泽，其最低洼处至今仍是一片茫茫无际的湖泊，水面上有数公里的窑河大桥。项羽因为陷入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从冯文提及的“窑河大桥”，可确知此桥架设在淮南市通向合（肥）徐（州）高速公路连接线上，桥下“茫茫无际的湖泊”，便是南北狭长20多公里、东西宽为2～3公里的高塘湖。冯先生虽说两度造访阴陵遗址，却犯了不应犯的常识性错误。阴陵城在莫耶山南麓，周边一、二十华里内地势高敞，根本不存在形成大泽的自然条件。而被他认作“阴陵大泽”的高塘湖，在古城村以西50华里处，哪里是“向西便是”，而是冯先生一个“便”字，就便了50华里。更重要的是，高塘湖的前世，是条流淌了千百年的河流，古名洛涧，今名青洛河，源出定远县，西北流至淮南市东入淮。1938年黄河在郑州花园口决口以后，青洛河受黄泛及黄河夺淮入海的影响，下游河床淤塞抬升，水流不畅，中游多年积水，汇为巨浸，逐渐演变为“茫茫无际”的高塘湖。20世纪中叶以前，如今高塘湖所在及其周边，既无湖也无泽存在，何来“阴陵大泽”？1998年出版的《淮南市志·地理编》对高塘湖的历史有明确记载，一查便知；若向高塘湖周边原住民中任何一位老者请教，也立见分晓。冯先生指为“阴陵大泽”的高塘湖，东距项王陷入其中的真正的阴陵大泽在70华里开外。此外，高塘湖所在地，在秦时属曲阳县境，在阴陵县界外。假使高塘湖在古代就存在，也应名为曲阳大泽，而非阴陵大泽。当然古代不存在曲阳大泽，冯先生的阴陵大泽根本不存在。

6．东城

《项羽本纪》：“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东城，秦置县，属九江郡。秦亡，属项羽的西楚王国。项王“至东城”，意指自阴陵大泽脱险后，引军向东，进入东城县域，而非指进入东城县城。《史记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云：“东城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50华里。”秦汉东城县邑遗址在今定远县东南50华里处大桥乡三官村。残存夯土城墙依稀可见，南北长各2华里，东西长各1.5华里，城周7华里。南临池水（今名池河）。遗址现为农田，出土桔黄色网纹秦瓦及灰色绳纹汉瓦残片甚多，间有秦、汉瓦当碎片。村民用从遗址中拣拾的秦、汉瓦片铺路。卫星遥感地形图显示，出阴陵大泽，东南至东城县邑所处的池河流城，地势低平，无甚险阻。但东城县邑以东40华里至100华里之间，存在两条呈东北一西南走向的山系，各长100余华里，山体较大，为江淮之间的分水岭和天然险阻。其中在今定远县境的山系，《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之《职方典》卷829《凤阳府部·山川考》著录有如下诸山：“相公山，在县东六十里，上有楚相令狐子伯庙”；“大横山，在县东七十里，以山横界东南，故名”；“皇甫山，在县东七十里，相传皇甫将军屯兵于此”；“大山，在县东七十里，山高大，因以名”；“五尖山，在县东六十里”；“喜龙山，在县东南六十里”；“东山，在县东六十里”；“豁鼻山，在县东六十里”；“郎峰山，在县东南六十里”。在今滁州、全椒县境的有清流山、琅琊山等。

秦汉之际的东城县，为江淮之间的大县，北与阴陵、盱眙接壤，西与合肥相邻，东与广陵相接，南达大江之滨而与历阳相连，辖区包括今安徽的定远、全椒、滁县、来安与和县的东北部，以及江苏的江浦全县和六合县的南境，东西宽约200华里，南北长达250华里。江苏江浦县，今并入南京市浦口区。

7．嗟虞墩

嗟虞墩，又称虞姬墓、虞姬冢，始见于《史记·项羽本纪》“有美人名虞”句下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北宋史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128《淮南道·濠州定远县》下亦有著录：“虞姬冢，在县南六十里，高六丈，即项羽败杀姬葬此。”此改“县东”为“县南”。民间传说项羽自垓下携虞姬首级突围，至此掩埋，心中伤悲，故俗呼“嗟虞墩”。晚清安徽巡抚冯煦在为灵璧虞姬墓所撰《重修虞姬墓碑文》中，已辨析其说荒唐不经。现多采《太平寰宇记》为说，认为嗟虞墩在今定远县南60华里二龙乡谭村附近，东北距东城县邑遗址约20华里。《集韵》：“墩，平地有堆者。”从嗟虞墩的称名，即可知其为人工堆筑而成。墩前路旁有定远县政府近年所立“西楚霸王虞姬之墓”石碑，碑上横披及联语均自灵璧虞姬墓碑复制，但规制与气象不如。嗟虞墩孤特兀立于旱粮农地中，整体呈不规整的覆斗状，基底直径约十二、三丈，高不足六丈。顶部平坦，呈刀把形，东西长约四丈，南北宽约一丈，北部凹陷，当为雨水长期冲刷剥蚀所致。四侧呈45°坡。自墩顶放眼四望，数里之内不见有任何高出地表的土丘。

冯其庸先生将这座小小的土堆指认为项王“东城快战”的四溃山。他在《项羽不死于乌江考》的姐妹篇《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中对此“山”有两段描述：“今东城西北谭村有土山曰‘嗟姬墩’，传即项王令骑四面驰下处。今当地人尚称此山为‘四溃山’。其地属东城，我曾二至其地调查。”“我曾两次去虞姬墓，墓高约25米，为一自然土山。据传，项羽在决战前，将虞姬之首埋于此，即作最后的决战。所以此高阜又名‘四溃山’。决战后，项羽即自刎于东城。”但最早提出项羽死于定远的计正山“所见”的虞姬墓与冯先生“所说”的虞姬墓虽同为一墓，但颇有差参。计先生在20多年前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中说：“高达数丈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在2007年7月10日《江淮时报》所发近作《项羽并非死于乌江》说：“形如丘峦的虞姬墓至今犹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率领有关专家实地考察后认定其形制、封土皆为典型汉墓。”奇怪的是，计正山所见的虞姬墓其高仅“达数丈”，在冯先生笔下竟拔高到25米；安徽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实地考察后认定其形制、封土皆为典型汉墓”，计正山也肯定是“加封土而形成的墓”，在冯先生笔下竟使它变成“一自然土山”的“高阜”，而且还是2000多年前项王率领28骑在其上分为四队布为环阵与数千汉骑进行“东城快战”的“四溃山”！其实计、冯两人所说的嗟虞墩为同一小土堆。我们实地考察所见的嗟虞墩，其高不足六丈，基底周回不过数十丈，墩顶平地至多五、六方丈，与古地志《太平寰宇记》所载“虞姬冢，在县南六十里，高六丈，即项羽败杀姬葬此”相符，其上岂能容项王布阵，连28骑都容纳不下，根本就不是一个战场。再说，20世纪前所有的舆地志书，包括好事文人的野史笔记，都从未有说定远嗟虞墩又名“四溃山”的记载，至今当地群众也无人说嗟虚墩就是“四溃山”。古往今来，有谁将一座五、六丈高的土墩称做“四溃山”？

8．清流关

清流关在今滁州西南20余华里，为清流山上一处险要的关隘。在定远县与全椒县之间横亙着两条西南—东北走向、长达百余华里的山脉，是江淮之间的分水岭，也阻扼江淮之间交通。在清流山系北端有三个隘口，是三处越山通道，但只有中间的通道可容车马通行，千百年来即为淮南通向江东的孔道。南唐于此建筑关城，名清流关，防备北周南侵金陵。明代此关是凤阳府至京师应天府南京驿道的必经之处。清流关南口有近年所建“古清流关”牌坊。关口城墙残存。清流关驿道由不规整的青石板铺砌，道宽六尺，道中有车轮长期辗压形成的其深逾寸的辙沟。访问几位年逾六七旬的村民称，清流关原先有座霸王庙，供奉霸王与关圣，香火甚盛。20世纪50年代初为破除迷信，砸毁神像，1958年“大跃进”拆下梁柱造手推车修水利，“文革”中拆墙修大队部，庙遂荡然无存。

9．九头山

九头山，又名阴陵山，由九个山头组成，曰插花山、灰头山、龙王山、马鞍山、癞头山、犁头尖山、宝塔山、蔡家山、横山。最高峰海拔145米。九头山在全椒县南12公里，从全椒向南看，九个山头清清楚楚，故全椒人多称九头山。从和县往北看，则是莽苍一片，因在海拔315米的如方山（古称六合山）之北，山北为阴，故称阴陵山。民间传闻项羽败退乌江，在九头山被汉兵追及，一日九斗，又称九斗山，始见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九头山在全椒县西北96华里，《元和郡县图志》说九斗山在全椒县南90华里。而阴陵山之称，始见于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其书卷第48《淮南西路·和州·景物上》著录：“阴陵山，在乌江县西北四十五里，即项羽迷失道处。”《大明一统志》卷18《滁州·全椒县》下著录：“九斗山，在全椒县东南二十五里，一名阴陵山。昔项羽兵败欲东渡乌江，道经此山，与汉兵一日九战，故名。”《大清一统志·江苏统部·江宁府》录有：“阴陵山，在江浦县西南四十五里，……接安徽和州界。”可知阴陵山原在全椒、和县、江浦三县交接处，1989年政区调整，此山全在和县石杨镇内。此次田野考察所见及卫星遥感地形图所示，阴陵山呈东北—西南走向，确有九峰，九头山名实相符。山长10余公里，宽5公里，占地40平方公里。地理坐标为东经118°18＇，北纬38°02＇。山北为滁河，河北即全椒县境。滁河南北地势低洼，港汊纵横，河之北旧有荒草湖，河之南旧有红草湖，民间相传即项王迷道的阴陵大泽。往昔的湖沼现已湮为圩田。石杨镇境滁河南岸圩堤上立有“项王迷道处”石碑。阴陵山东距江浦县城22公里，南距四隤山8公里、乌江镇22公里，北距全椒县城12公里，西距和县历阳镇36公里。冯其庸先生称两度到全椒县考察，他抓住古志书《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图志》对九头山记载的方位，里程不对，就否认九头山的存在，说它是“空穴来风”。冯先生还把九头山西南距离数公里的花山替代九头山，说：“（和县）当地老百姓只知此山名‘花山’，不知叫‘阴陵山’。”花山与九头山不相连，冯先生张冠李戴，合二为一，用心良苦。由于行政区划变迁，九头山在1988年全划入和县境内，不在全椒县境内，于是1998年新修全椒县志不载九头山，而冯先生却说新县志是纠正旧志才不载九头山的，完全不符事实。把有说成无，冯先生也觉得不妥，他给自己留了一个后路，在大文“附记”中说是计正山信函告知的。请问冯先生两次实地考察，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呢，还是听计正山说呢？

10．四隤山

《项羽本纪》：“（项王）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汉书·项籍传》：“于是引其骑因四隤山为圜阵外向。汉骑围之数重。”项王在东城县境内命令其28骑“期山东为三处”时，《史记》没有写出此山为何名。班固《汉书》始称此山曰“四隤山”。《汉书》颜师古《注》引孟康曰：“四下隤陁也。”隤、陁，皆倾斜之貌。四隤山因山势四面均自山顶向山麓绵延倾斜成梯形缓坡而得名。班固清楚项王“东城快战”的战场在四隤山而不在东城县邑，郦道元也知道项王在四隤山溃围、斩将后成功率骑南走。现存志书最早记录四隤山方位的，是北宋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其书在《淮南道·和州》所属乌江县下云：“四隤山，在县西北七十五里。项羽既败垓下，东走至东城，所从惟二十八骑，汉兵追者数千，羽乃引骑因四隤山而为圆阵，即此山也。”按：“在县西北七十五里”句中之“县”字，当为“州”字之误。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修正为“四隤山，在乌江县西北三十里，直阴陵山。”《大清一统志·江苏统部·江宁府》录有阴陵山“西南十里有四溃山，皆接安徽和州界。”同书《和州》录有：“四溃山，在州北七十里，亦名四马山，接江苏江宁府江浦县界。”据以上地理志书著录四隤山的四至里程，可以确定其地理座标在安徽和县与江苏江浦县交接处，滁河及阴陵山之南、江浦县石桥镇北，今名四溃山或四马山的，正是二千多年前项王在东城县域与汉骑鏖战的古战场。这次实地考察所见，四隤山呈东北—西南走向，山形略呈四面梯形缓坡，平均坡度为5°～10°。山顶宽平无峰。实测山高海拔81.7米，相对高度约为50米。山脚长边2公里多，宽约1公里，周回5公里左右。这座不算多高又不太小的四隤山，其梯形缓坡、顶部宽平的山峦正可供项王与其28骑在山顶布下环形防御阵势，然后纵骑驰下，冲决汉围，斩将，刈旗。山下除西北十多华里有阴陵山外，周边地势宽敞低平，亦可容数千汉骑布下数重包围阵势。四隤山距乌江浦渡口不到30华里，项王与其26骑冲决汉围后南驰片刻可至。今四隤山属江苏江浦县，与和县连界。

11．乌江

《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檥船待。”《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晋初为县。《注水经》云江水又北，左得黄律口，《汉书》所谓乌江亭长檥船以待项羽，即此也。”乌江，原为秦时东城县属下滨江的一个亭。作为县级建制，始见于《晋书·地理志下》，为西晋扬州淮南郡所辖十六县之一，与历阳县并列。沈约撰《宋书·州郡志》“乌江令”下原注：“二汉无。《晋书》有乌江，《太康地志》属淮南。”太康为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凡十年，起280，止289）。《晋书》的《地理志》正是以《太康地志》为蓝本编制。据此可知，乌江设县始于晋武帝太康年间。《旧唐书·地理志》云：“乌江，汉东城县之乌江亭，属九江郡。”据此可知，乌江县系西晋初年自秦汉东城县析置。北宋初史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124《淮南道二·和州》有更明确的记载：“乌江县，［州］东北四十里，旧十五乡，今四乡。本秦乌江亭，汉东城县地。项羽败于垓下，东走至乌江，亭长檥船待羽处也。魏黄初三年，曹仁据乌江以讨吴。晋太康六年（285），始于东城界置乌江县。隋为乌江郡。”乌江自晋初置县，历经六朝、唐、宋、元诸代，或为淮南郡属县，或为临江郡及乌江郡治所，或从属和州、历阳郡，咸与历阳县并立而不相统属。据《明史·地理志一》，乌江县于明朝洪武初年裁省，西境并入历阳县而成乌江镇，东境析入应天府江浦县。溯源追本，绝无乌江亭“秦汉时属历阳县”之事。冯其庸先生为了力挺其“项羽不死于乌江说”，在其论文中将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原本明确记载的地属“乌江县”的乌江浦，置换到“历阳县”名下，并蓄意删削《元和郡县图志》关于乌江县设置沿革的记录——“晋太康六年始于东城界置乌江县”，以充当“秦汉之际，乌江属历阳县”的所谓“明确记载”。

12．霸王灵祠

西楚霸王灵祠，又称项亭、霸王庙，在和县县城东北40华里乌江镇，位于镇东南3华里凤凰山上。现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汉时，此地为东城县乌江亭滨江之乌江浦，系大江横江段西岸的重要津渡，斜对江即牛渚圻（又称采石矶），为大江南岸重要津渡。凤凰山乃滨江高丘。西楚霸王项羽与其26骑自四隤山溃围至此，临时改变退保江东的决定，婉谢乌江亭长劝渡的好意，在赠骓报德后，与其骑从皆弃马与汉骑步战，最后壮烈自刎。其首级及四肢被汉将王翳、吕马童等五人分割领赏。战后，乌江亭民众收敛项王遗骸及血衣殡葬于凤凰山上，并建亭祭祀，曰“项亭”。唐初已于此建祠奉祀。上元三年（762），李白族叔李阳冰为项祠篆额曰“西楚霸王灵祠”。唐文宗开成元年（862）孟夏，滁州刺史李德裕息驾乌江，登项亭览观，以为“自汤武以干戈创业，后之英雄莫高项氏”，感其伏剑此地，因作《项王亭赋并序》以吊之。嗣后，词人墨客及州郡长官过项祠均有感而题咏不绝。据记载，项王祠鼎盛时有庙宇99间之多。屡遭兵燹，多次复建。“文革”中破坏尤甚。现在所见之“西楚霸王灵祠”，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胡耀邦同志的建议复建。建有仿汉阙大门、享殿、墓道、陵园、乌江亭、三十一响钟亭、抛首石、碑苑等。

三、项羽南驰路线探索

汉王四年（前203），楚汉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读疲）食绝”，项王不得已于此年八月与汉王刘邦（前256—前195）签订和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本纪》。以下引文凡出自《项纪》者，不再注。）九月，项王如约引兵东归，而汉王则趁“楚兵罢食尽”之机，引兵追击。于是双方于汉五年十二月（前202年初）在垓下最后决战。会战前，西楚王国所统九郡中的泗水、东海、东阳、东郡、薛、陈、砀等郡及楚都彭城均已被齐王韩信、魏相国彭越攻占，唯余原秦九江郡东南部数县及江东的鄣郡、会稽郡未易汉帜。淮南只有东城、历阳两县未下，为项羽所有。项羽退保江东，仅有此路。会战展开时，汉王及诸侯联军集结兵力40余万，而项王之卒只“可十万”。韩信指挥汉军大败楚师。项王收缩残部退入垓下高地固守壁垒，汉军围之数重。项王夜闻四面楚歌，心知在淮海已无立足可能，唯有退保江东，凭借会稽、鄣郡与闽中，或有再度崛起之机。故决意“直夜溃围南出，驰走”。

项王由垓下突围南趋江东，原有东、西两条路径。东路渡淮后取道东阳（今江苏盱眙县东南）南下，由广陵（今江苏扬州）渡江，经丹徒（今镇江）至吴中。对项王来说，东路既熟又近。这是八年前他与季父项梁率江东八千子弟开赴江西反秦主战场时所经路线。不同的是，当年自东而西，而今则将自西而东。但在汉四年，东线所经城邑直至江滨的广陵，已被汉骑将灌婴攻取，此路不通。西边寿春因楚大司马周殷背叛，已落入汉军之手。当下唯有南下经东城返江东，即取道钟离渡淮南下，由东城县乌江亭渡江，经牛渚、丹阳，沿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的驰道至吴中。这条道相对东路是西路。对项王来说，西路既生且长，但除此别无选择。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历述项王自垓下南驰乌江征程所经，先后为：垓下溃围南驰→渡淮→至阴陵，迷失道，被绐陷入阴陵大泽→出泽引而东，至东城县境→越过清流关南下→过九头山→快战四隤山（此依《汉书·项籍传》说）→南驰乌江亭，临江拒渡，步战自刎。

项羽由钟离南驰乌江，最合理亦最便捷的路径是走明代凤阳府至南京的驿道。虽说是明代的驿道，其实也是千百年来无数官商行旅车行马走形成的大道。这条驿道由凤阳县的二铺、总铺、黄泥铺，到定远县的练铺、池河驿、大柳树驿，穿越滁州清流关到滁阳驿，再经江浦县浦子口，渡江到南京，全程330华里。但秦代是否有此路线，没有文献依据，也与《史记》所载经阴陵指向东城路线不符。项羽南驰是经东城过清流关，而到乌江渡口，则从清流关分道南下，经石沛到全椒葛城驿，过九头山和滁河，经江浦县四隤山到乌江亭，全程约为360华里。加上垓下至钟离北渡口的100华里，垓下至乌江的总路程为460华里。由项王溃围南出的“直夜”，到汉军发觉的“平明”，项王较汉军追骑占有五、六小时的先机。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汉骑是不可能“追及”的。在无数千汉骑尾追的情况下，项王也许不会产生临江拒渡的念头，若此，楚汉相争的历史则将又是一番景象。

然而意外频频发生。一是渡淮舟楫不足，直至天明，八百余骑渡过者不过百余骑，项羽急着南驰，只好率领百余骑先行南驰。二是项王统率百余骑壮士沿濠水东侧驿道南驰进入阴陵县境，原本顺畅的南行征程陡生变故。隆冬腊月，黄淮流域辰时（七、八点钟）常起的浓雾不期而遇，慌忙中问路，受绐陷入大泽。项羽向“田父”问路。田父绐曰“左”。项王于是向左偏离向南而向西，遂陷入今定远城西西卅店南的“阴陵大泽”中，耽误了许多时间，项羽再向东回转，然后东南行奔向东城。三是此时汉军即将追上来，项羽来不及进入东城，他要抢先跨过清流关，如果汉军抢先占据清流关，项羽就过不了关。汉军追击到东城，必然分兵，留下一部分攻占东城，分兵一部分追击项羽，在九头山一带汉军咬上了项羽，项羽且战且走，过了阴陵山，赶到四隤山时，成千的汉军大队追及。此时项羽只剩下28骑，虽然抢先占领了四隤山制高点，山下一片平川，黑压压的汉军围了数重。项羽已感到了末路，发出“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慨叹，已在心灵深处植下在乌江临江拒渡的阴影。但仍不服输，在四隤山经过“溃围、斩将、刈旗”的战斗，还率26骑突围到了乌江边，又恰有乌江亭长船待渡。但一叶扁舟渡不下26骑，项羽完全绝望，他不可能独自一人渡到江东去偷生，在与乌江亭长一席对话之后，毅然决然选择战死乌江沙场，以谢对他信任有加的江东父老，以慰追随他转战南北壮烈牺牲的江东子弟的英灵，从而最终成就了项羽的完整人格。项羽也因此虽死犹生，赢得了千秋美誉。

四、结论

项羽垓下突围欲返江东，当时东走广陵路线不通，西走淮南、寿春，因周殷叛楚，亦成敌占区。项羽在长江以北的控制区只剩下淮南的东城、历阳两座县城。项羽只能突围南驰取道东城从乌江浦渡江。考察组经过对项羽垓下突围南驰乌江全程考察，以《史记》《汉书》为依据，参考历代地志，利用卫星遥感地图提供的山水、道路形态分析，关于项羽南驰路线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项羽渡淮南驰的方向是东城，经东城到乌江浦渡江。到东城要经过北面的阴陵县境。项羽在阴陵县境迷路向西陷入阴陵大泽，而后东返向东南方向指向东城。这时汉军已将追击，项羽没有时间进东城，他必须抢先一步越过清流关，如果被汉军抢先，项羽就过不了清流关。项羽路径传说的嗟虞墩，从东城，南面绕过，抢在汉军前头越过清流关，再南下九头山，且战且走到四隤山演出“溃围、斩将、刈旗”的快战，此时只有28骑。从四隤山突围东南行30华里到达乌江浦还剩26骑，项羽改变主意不渡江而自刎。第二，冯其庸考察项羽渡淮南驰至阴陵县城，再西到高塘湖，折返东城至嗟虞墩败亡，不能成立。第一，方向不对，到阴陵城是西行，不是南驰；第二，高塘湖不是阴陵大泽；第三，嗟虞墩不是四隤山，一个小土堆更不是战场。冯氏的考察违背《史记》《汉书》的记载，亦与地志不符，所以不能成立。第三，渡淮走明清时官道过清流关，则是从东城县东北面的盱眙县境进入东城县，则与《史记》所载过阴陵县境不符，也不指向东城。此线以阴陵山为《史记》所载之阴陵，可备一说，以待贤者。

（此文为袁传璋执笔，张大可审阅补充修订。袁传璋，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