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

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学巨著。《史记》流传到国外以后，引起了国际汉学家们的广泛兴趣，研究者日益增多，还出现了一批《史记》研究专家，其中日本的《史记》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史记》在日本的传播

《史记》产生在中国的西汉时期，流传到海外的具体时间难以稽考。依据史书记载，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经传播到海外了。如唐初李延寿所撰《北史》卷九四《高丽传》记载，唐以前“三史”已传到高丽。又《旧唐书·高丽传》说，高丽“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据高丽朝金富轼（1075—1151）编写的《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公元372年，高句丽在中央“立太学，教育子弟”，太学里除讲授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外，还讲授“三史”，其中即有《史记》。这说明《史记》等史籍在唐代以前传到高丽，并且受到高度重视。

《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虽不清楚，但至少可确定在日本奈良朝以前。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中日交流史，二是汉籍传入日本的时间。关于前者，中国历史文献明确记载中日最初的交流始于东汉，《三国志》、《后汉书》的“东夷传”记载了汉与倭国的关系。关于后者，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是公元285年百济国的和迩吉师（据研究和迩吉师即王仁）赴日时携带两部汉籍《论语》和《千字文》。尽管有学者对此提出怀疑，但综合起来看，中日交流、汉籍传入，作为文化背景，对《史记》传入日本奠定一定的基础。

《史记》传入日本的时间，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认为，“制定于604年的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第十条，引用了《史记·田单传》的‘如環之无端’，由此可知至迟在六世纪，《史记》已传来日本。”（《中国史学在日本》，见蔡毅编译《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12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我国学者覃启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史记》是在公元600年至604年之间由第一批遣隋使始传日本的”，明清之际，是《史记》东传日本的黄金时代。（《〈史记〉在日本》，文史知识/1988/12）《史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文化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史记》研究专家池田英雄先生曾经介绍说，孝德天皇大化二年（646）八月，设立大学寮，天智天皇元年（662），命从百济归化日本的和尚詠还俗，任命他为大学长官。文武天皇大宝元年（701），发布了所谓的大宝律令，大学国学制终于完备。那时大学的科目，有明经、明法、史学纪传、算道四种，各科设置主任。其中专攻纪传的学科也学习文章，和《汉书》、《后汉书》、《文选》、《尔雅》一起学习的就是《史记》。称德天皇的神护景云三年（769）十月，太宰府只藏有五经，未有“三史”，请求天皇能赐给“三史”。《续日本纪》卷三十有这样的记载：“太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众，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

以上是奈良朝（710—794）的事情。进入平安朝（794—1192）后，在《六国史》及其它书中可看到这样的记载：《史记》被广泛传阅，甚至作为天皇学问习用的一部书，从嵯峨、清和、醍醐天皇开始如此，并命令儒臣讲授《史记》。此外，醍醐天皇昌泰三年（900）十月，三好清行的《意见封事》云：“至于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备朝臣恢弘道艺，亲自传授，即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参见池田英雄《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见《大东文化大学创立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学论集》）。

《史记》传入日本后，很受重视，据《正斋书籍考》、《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日本史书记载，推古以降，历代天皇都有攻读《史记》的风气，以明治天皇为例，就特别爱读《史记》。比如明治十年，他在东京的住所中，凡逢二、七的日子，专学《史记》，所用课本为鹤牧版之《史记评林》。《史记》在日本的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上至天皇，下至幼童，包括僧徒，都在阅读《史记》，诸王诸臣也讲《史记》，甚至学生入学还要试《史记》，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史记》在没有正式刻印以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根据大宝律令，从设立大学的奈良朝到室町时代（1338—1573）开始《史记》被列为教科书，当时还没有发明版本印刷，学生得从藏书家借用，自己手写，因此，留下了许多手钞本。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载，日本流传的《史记》古抄本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17种之多，而且日本自己也有一些抄本，著名的有《英房史记抄》、《桃源史记钞》和《幻云史记钞》等。据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唐写本《史记》现仅存九件残卷，其中敦煌石窟藏本三件：《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史记集解管蔡世家》、《史记集解伯夷列传》（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余六件传世本皆藏于日本。江户初期，随着日本印刷术的发展，和刻《史记》出现，进一步扩大了读者层，形成了《史记》传播的高潮。在日本，最早的《史记》刊本是嵯峨本。它是吉田素庵（1623年卒）用活字版印刷的，当时他用的是以宋代元丰刊本为基础的在朝鲜复制的翻版本。此后，元、明、清版的《史记》在日本也广为流传，并被翻印，其中最盛行的是《史记评林》本，有各种各样的评林版刊刻行世。明治（1868—1912）及其以后，《史记》的流传更加广泛，刊刻、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史记》研究者，而且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仅现代而言，日本颇有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就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伊藤德男、今鹰真、青木五郎、藤田胜久等人。

日本的《史记》研究

日本研究《史记》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我们以1945年为界跟，把它分为两大时期。从《史记》传入到1945年为第一时期，1945年至今为第二时期。第一时期除了传播、宣传《史记》外，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1．翻译《史记》

据有关资料来看，著名僧人、学者桃源瑞仙于文明年间（1469—1487）亲手写成的《〈史记〉桃源抄》十九卷，是日本最早的“国字解”《史记》。解释非常仔细，又加入当时的俗语，因此容易理解，在日本颇有影响。塚本哲三《对译〈史记〉》，于大正十四年（1925）五月刊行，它以原文和译文对举的形式，给读者阅读《史记》提供了方便。公田连太郎、箭内亘译《国译史记》（1922—1926）也是把《史记》译成日文、并受人欢迎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史记》的全译本和选译本在日本有上百种之多，说明日本学者对《史记》和译的重视。

2．考证《史记》

日本学者在治《史记》时，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考证《史记》上，取得了较大成绩。冈本保孝的《史记传本考》专门对《史记》的版本进行了考证，把它们的原刻和翻刻及流传关系用图示系谱，使人一目了然。列举的版本数目虽少，但都是在《史记》研究史上被视为重要的版本。采用版本名的次序是：宋椠本、元彭寅翁本、明王延喆本、明柯维熊本、明嘉靖版、明万历版、朝鲜本、活字版（用汉文体分注）、明凌稚隆评林本、八尾版、红屋版（用和文分注），此外，还有《史记测议》、集解本、索隐本。大岛贽川、大岛桃年的《史记考异》，编者未详的《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则以校勘文字见长；古贺煜的《〈史记〉匡谬》，武内文雄《六国表订误及其商榷》等在辨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又如桑原骘藏《关于司马迁生年的新说》一文，根据《史记》三家注提出了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说，和我国学者李长之、郭沫若之说相同。恩田仲任《〈史记〉考》、中井积德《〈史记〉雕题》、龟井昱《〈史记〉考》等，也都对《史记》的史实、文字等进行了深入考证。这时期在考证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是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它综合历代研究成果，对史实、人物、文字、词语进行考勘、校订、解释，对前人未加解释或解之不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由于《史记》多采《左传》、《战国策》等书，泷川资言常于正文之下指出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之处，也加以注明，便于读者溯本求源，比勘研究。泷川资言之书不仅受到日本学术界的推崇，而且深受中国学者的欢迎。

3．汇集资料

日本学者在治《史记》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有关资料的汇集。这时期成绩最大的当推泷川资言和有井范平二人。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从大正二年（1913）开始编纂，到昭和九年完成出版，前后经历了22年时间。作者广采博搜，用力勤至，汇集了日人及中国对《史记》的各家注释计100多种，并加以考释，成此巨著。除正文注释以外，该书还在书前书后附列了一系列重要材料。如书前附有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索隐后序》和《三皇本纪》，以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序》、《史记正义论例》、裴骃的《史记集解序》，书后附有《史记总论》，包括太史公事历、太史公年谱、《史记》资料、《史记》名称、《史记》记事、《史记》体制、《史记》钞本刊本、《史记》文章、《史记》残缺、《史记》附益、《史记》流传、《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史记正义》佚存、司马贞、张守节事历、《史记》考证引用书目举要等15个方面的内容，差不多涉及到了《史记》研究的所有重要方面，这是一部集前人时贤《史记》注释考证之大成的书，该书出版后，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空前之作，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直到今天，在新的《史记》会注会评本出现以前，泷川资言之书仍然是《史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有用之书。

日本还有一部重要的资料书，是有井范平的《补标史记评林》。《补标史记评林》的底本，是中国明代学者凌稚隆的《史记评林》。该书汇集了从晋代至明代的近150人的《史记》评论，引用书目达140余种，几乎将明以前评论《史记》的零散文章都搜集在一起了，为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有用的资料。所以该书在明清以来倍受《史记》爱好者的欢迎。《史记评林》刊刻后，对其未备之处，李光缙又作了增补，使原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但是历代评论《史记》的文章实在太多了，凌稚隆、李光缙的搜集还是不够完备。《史记评林》传到日本后，有井范平就在凌、李的基础上，“订正谬误，其评论未备者，折衷于古今诸家，间以己见补之，命曰《补标史记评林》。”（《史记补标序》）《补标》成书于1884年6月，时值清光绪十年，因其书成于清代，所以有井范平除了补充凌氏未收的明人的《史记》评论外，还补充了不少清人的评论，并增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评语。清人的《史记》评论文章远远多于明代，但有井范平所补充的内容，侧重于评论《史记》文章的艺术性方面，所以他对清初吴见思的以论《史记》艺术美为主的《史记论文》特别推崇，将其评论大量收录在《补标》一书中。他自己所作的许多按语，也主要是论《史记》文章的艺术成就的。如评论司马迁写项羽、高祖这两个人物说：“《项羽纪》奔腾澎湃，《高祖纪》汪洋广阔，笔仗不同，各肖其人，可谓文章有神矣。”又说：“史公作传，每一人用一种笔仗，至苏（秦）、张（仪）二传，笔仗相配，机调又相合。苏传有苏代附传，张传有陈轸等附作，是笔仗相配也。二传纵横变化，极写精神态度者，亦相似，是机调相合也。盖史公胸中早知以苏、张为反复一流之人也。”这些评论都指出司马迁写人笔法的灵活多变，是很恰当的。

泷川资言之书以会注考证为主，有井范平之书以汇集前人评论为主。两书各有所长，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通过这两部书，日本对中国历代《史记》的研究的基本成就，可以有一个概括的理解，所以泷川资言和有井范平的介绍之功，首先应该肯定。

4．司马迁的史学观

在本时期，有许多学者对司马迁的史学观进行了探讨，如中山久四郎《司马迁史学的新检讨》、《司马迁史学的二大要点》、《司马迁史学的新考察》、重泽俊郎《司马迁的史学观》等文章，都对司马迁的史学思想作了有益的研究。穗积文雄的《〈史记·货殖列传〉论稿》、藤田至善的《关于〈史记〉〈汉书〉货殖传》，则从《货殖列传》入手，对司马迁的史学观进行分析，也值得注意。

5．对《史记》的总评价

从《史记会注考证》所附的材料看，本时期的日本学者对《史记》的史学和文学成就都有较高的评价。例如长野确对《史记》善于叙事给予了高度评价：“修史者，知记历代事实及文物制度，固不足以为史矣。故修史之难，在不失其时世之本色，使千载之下读者如身在其时，亲见其事也。司马子长作《史记》，自黄帝迄汉武，上下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余万言，而三代之时，自是三代之时；春秋战国之时，自是春秋战国之时；下至秦汉之际，又是别样。时人之气象好尚，各时不同。使读者想见其时代人品，是所以为良史也。”（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文章》引）冈本监辅说：“《史记》上补《六经》之遗，下开百史之法，具体莫不兼该，其文章变幻飘逸，独步千古。”（《补标〈史记评林·序〉》）对《史记》的史学成就和文学成就作了总的肯定。日本另一位学者斋藤正谦则把《史记》比为“群玉圃”、“连城之宝”、“绝佳”之作，极力推崇司马迁写人能写谁像谁、风姿如生的表现艺术，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面目，樊哙有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是子长叙事入神处。”（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史记文章》引）从个性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史记》写人艺术也给予了高度赞扬。这些评论代表了本时期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看法。另外，泷川资言在《〈史记〉总论》中，对于《史记》体制上的一些特点也进行了分析、评论。

6．对律、历、天官三书及《扁鹊列传》的研究

中国对于《律》、《历》、《天官》三书的研究，在乾隆、嘉庆（1736—1820）时期盛行。乾隆进士王元启、孙星衍、钱塘诸人十分活跃。王氏者《〈史记〉三书律历天官正伪》，孙氏著《〈史记·天官书〉补目》、《天官书考证》，钱塘著《〈史记〉三书释疑》。日本的三书研究也出现许多成果，主要有（参见池田英雄先生《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

（1）《〈史记·天官书〉图解补注》一卷，宝历四年（1754）序，未刊，西村远里著；（2）《〈史记·律历〉补注》一卷，著作年代以前书为准，同氏著，未刊；（3）《〈史记·历书〉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序，未刊，森效著；（4）《〈史记·历书〉甲子篇解》一卷，宝历十一年（1761）序，未刊，同氏著；（5）《〈史记〉律历考》，安永四年（1775）序，未刊，松永亿藏著；（6）《〈史记〉律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刊，同氏著；（7）《〈史记·历书〉补注》一卷，安永八年（1779）刊，同氏著；（8）《〈史记〉天官别考》，安永时期著作，陇坻顾元著（未见）；（9）《太史公律历天官三书管窥》三卷，天保十年（1839）刊，猪饲彦博著；（10）《〈史记〉律历解》二卷，嘉永五年（1850）刊，池永渊著。

另外，此期对《扁鹊列传》的研究可以说超过中国，有以下著作：

（1）《扁鹊传割解二卷》，明和七年（1770）刊，安藤惟寅著，安藤正路补考；（2）扁鹊传解一卷，安永六年（1777）著者识语，未刊，邨井杶著；（3）扁鹊传考一卷，同年、同氏著，未刊；（4）《扁鹊仓公传》一卷，天明六年（1786）刊，池原云洞著；（5）《扁鹊传注》一卷，天明七年（1787）刊，菅井仓常著；（6）《读扁鹊传割解》一卷，文化三年（1806）著者识语，未刊，猪饲彦博著；（7）《扁鹊传正解》一卷，附《阴阳论》一卷，文政六年（1823）刊，中茎谦著；（8）《扁鹊传解》一卷，天保三年（1832）刊，石坂宗哲著；（9）《影宋本扁鹊仓传公考异》一卷，嘉永二年（1849）刊，堀川济著；（10）《扁鹊传备参》一卷，同年刊，同氏著；（11）《影宋本扁鹊仓传公》一卷，同年刊，丹波元坚著；（12）《扁鹊仓公传汇考》二卷，同年刊，丹波元简著，男元胤补、男元坚附按；（13）《扁鹊传问难》，嘉永三年（1850）未刊，伊藤馨著；（14）《扁鹊仓公传续考》一卷，未刊，庆应二年（1866），海保元备著；（15）《扁鹊仓公传管见》一卷，安政年间著，著者森立之；（16）《扁鹊仓公传集解》二卷，明治二年（1869）自序，未刊，山田业广著。

第二时期的《史记》研究，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有较大的进展。尤其是近年来，发表了一大批《史记》研究论著，日本《史记》研究专家藤田胜久先生对此有全面的整理（见《〈史记〉〈汉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篇）》，载间濑收芳编《〈史记〉〈汉书〉的再检讨与古代社会的地域研究》，1994）。单从数量上看，日本的《史记》研究不仅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而且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日本《史记》研究专家池田英雄在《最近五十年来〈史记〉研究的展开（1945—1995）——日中研究的比较及其长短》（日本无穷会《东洋文化》第76号，1996）一文中，将中日《史记》研究的项目总结为26门、204项：

（1）司马迁生平事迹研究

1．司马迁生卒年研究；2．司马迁家世研究；3．司马迁经历研究；4．司马迁著作研究；5．司马迁性格和交游研究；6．李陵之祸研究；7．发愤著书研究；8．司马迁子孙研究；9．司马迁年谱；10.司马迁生地、葬地祠墓研究；11.太史公祠墓文录研究

（2）出仕和扈从

1．二十壮游；2．出仕郎中；3．使奉巴蜀以南征；4．扈从武帝；

（3）家学渊源和师承

1．祖先系历；2．受学董仲舒；3．问故孔安国

（4）《史记》著作诸问题

1．《史记》著作目的；2．《史记》产生历史条件；3．《史记》成立背景研究；4．《史记》著作年代考察；5．《史记》搁笔年代考察；6．司马谈作史考；7．《史记》散失篇目考察；8．《史记》补作和续作；9．《史记》采取诸资料来源；10．司马迁采取全资料名称；11．关于“太史公曰”；12．“太史公”名称；13．“太史公书”和“史记”名称由来；14．太史公叙赞研究

（5）围绕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

1．《报任安书》研究；2．司马迁与李陵事件考察；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4．谈、迁和《六家要旨》；5．《史记》实录精神；6．《史记》互见法；7．司马迁与《史记》的传说故事；8．各代歌颂司马迁诗文收集；9．怎样读《史记》

（6）《史记》体例（构成）

1．《史记》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构成；2．五体间相互关联性；3．本纪特征研究；4．世家特征研究；5．十表各表研究；6．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研究；7．八书特征研究；8．七十列传配列次序；9．《史记》合传研究；10．纪体的批判继承；11．刘知几《史》、《汉》体例评论；12．《史记》体例和封建社会形态关系；13．《太史公书》凡例

（7）三家注研究

1．三家注（集解、索隐、正义）全面研究；2．三家注的成立及其特色研究；3．三家注相互间有无关联性研究；4．三家注合刻创始时代考证研究；5．三家注合刻本优缺点研究；6．三注合刻本对后世影响研究；7．三注在史学史上所占位置；8．《史记》正文及三家注考勘；9．宋代合刻的《史记》传本研究；10．《正义》单注本亡佚年代考证研究；11．佚失《正义》的辑佚研究；12．日、中《史记会注考证》褒贬论；13．《史记》的流传和注本研究；14．《史记索隐》《正义》音韵考；15．《史记正义》佚存；16．《史记正义》佚存订补；17．水泽利忠主编《〈史记正义〉研究》

（8）司马迁思想研究

1．司马迁思想渊源；2．司马迁哲学思想；3．司马迁天人思想；4．司马迁史学思想；5．司马迁叛逆思想；6．司马迁文学思想；7．司马迁经济思想；8．司马迁医学思想；9．司马迁社会思想；10．司马迁文化思想；11．司马迁社会管理思想；12．司马迁人间观；13．司马迁人才观；14．司马迁道德观；15．司马迁历史观；16．司马迁战争观；17．司马迁民族观；18．司马迁妇女观；19．司马迁价值观；20．司马迁生死观；21．司马迁荣辱观；22．司马迁求富义利观；23．司马迁治学精神；24．司马迁因果报应思想和命运观；25．司马迁通变思想；26．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27．司马迁思想的价值；28．司马迁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地位影响；29．司马迁唯物主义倾向；30．司马迁人格论；31．司马迁思想和各家思想流派关系；32．“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解说

（9）司马迁思想和各家思想流派关系

1．司马迁与《伯夷列传》；2．司马迁和孔子；3．司马迁和屈原；4．司马迁和董仲舒

（10）司马迁的文学

1．司马迁传记文学的特色；2．《史记》的人间描写；3．《史记》文学的悲剧性；4．司马迁的自我形象；5．《史记》讽刺文学的特长及其作用；6．司马迁的赋；7．司马迁和屈原的《离骚》；8．《史记》敬语的用法；9．《史记》中所见敬语

（11）《史记》艺术美探究

1．司马迁审美观；2．司马迁美学思想；3．《史记》艺术美探究；4．司马迁“爱奇”思想；5．司马迁的”真”与“雅”；6．《史记》讽刺艺术；7．《史记》散文的艺术美；8．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解释；9．《史记》中的感情流露

（12）《史记》与其他书比较研究

1．《史记》与《汉书》总体的比较研究；2．《史记》与《易经》；3．《史记》与《尚书》；4．《史记》与《诗经》；5．《史记》与《春秋》《左传》；6．《史记》与《公羊传》；7．《史记》与《竹书纪年》；8．《史记》与《战国策》；9．《史记》与先秦诸子

（13）《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史记》与唐代古文复兴运动；2．《史记》与后代文学；3．《史记》与后代小说；4．《史记》与后代戏曲；5．《史记》与后代古典文学；6．《史记》与日本文化；7．《史记》与后代传记文学

（14）《史记》研究诸项目（主要是解释方面）

1．校勘；2．考证；3．注释；4．文评；5．文字；6．音韵；7．佳句、名言；8．评注译本；9．中国现代语译本；10．日本口语译本；11．（上述以外，年表、年谱、八书、版本、文法、史学史、文献目录、索引等项目别立）

（15）唐、宋、元、明、清各代先人书录文中有关《史记》各条项研究

（16）中国出土文物与《史记》考证

1．近代甲骨学成果完成的《殷王朝世系表》与《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记述对比研究；2．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研究；3．汉简与《史记》考证；（17）《史记》与古代社会的地域研究；1．《史记》、《汉书》的再检讨与古代社会地域研究；2．《史记》记载版图以及少数民族研究；3．司马迁夷狄对策

（18）《史记》年表、年谱研究

1．《竹书纪年》与六国魏表；2．《史记》五帝的在位年；3．《史记》与古代纪年；4．《史记》十表研究

（19）对司马迁的自然科学、天文学、地理学研究

1．《史记》天文资料的考证；2．中国古代天文记录的验证；3．司马迁天文学思想；4．司马迁游历研究；5．《史记》与地方志；6．《史记》地名考；7．《史记》与地名学

（20）《史记》资料整理及其成果

日中古钞本研究：

敦煌发现钞本类、马王堆出土钞本类、日本传存古钞本类。

日中诸版本以及写本的研究：

1．中国诸版本（宋版本、元版本、明版本、清版本）研究；2．日本诸版本（庆长古活字本、和刻〈史记评林〉诸版本、江户及明治以降诸版本）；3．朝鲜诸版本研究；4．古版本的来历系统研究；5．古版本的图录；6．宋、元、明、清各代先人书录文中《史记》关连事项拾辑；7．三家注为主的近代版本、点校本《史记》（中华书局刊）、《史记会注考证》（泷川龟太郎著）、《〈史记〉补注》（池田四郎次郎著）等的研究

（21）日中《〈史记〉研究史》诞生

1．中国《史记》研究2000年史；2．日本《史记》研究1300年史；3．日中各时代对《史记》的受容；4．最近50年（1945—1995）日中“史记学”比较

（22）《史记》研究论文、文献目录刊行

1.中国；2.日本；3.诸外国

（23）学术期刊刊载有关《史记》论文及专著目录

1.日本；2.中国；3.诸外国

（24）索引类

1.《史记》人名索引；2.《史记》地名索引；3.《史记》列传索引；4.《史记》论文索引；5.中国《史记》论文索引；6.《史记正义》索引；7.《史记》研究论著索引；8.《史记》研究资料和论文专著索引；9.《史记》及注释综合索引；10.《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

（25）《史记》辞典编纂

1．《史记辞典》的完成；2．《史记人物辞典》的完成；3．《史记地名辞典》的完成

（26）其他诸研究

1．《史记》助字法的研究；2．《史记》旧音误谬订正；3．日本和诸外国《史记》研究方法及成果比较研究；4．司马迁和《史记》研究总论

从这个概括可以看出，战后日本《史记》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到众多的方面。这里我们略介绍其中的一些成果。

1．校注、拾遗

这方面以水泽利忠的成绩最大。他在50年代撰成《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一书，以泷川资言《考证》为底本，广校各种注本达30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40种。《校补》为《考证》所辑录的正义佚文一一注明出处，又据20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200多条，其中保存了不少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过录三家注时张冠李戴的错误也作了订正。《校补》的特点在于校本众多。过去，《史记》校记以清代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最佳，水泽利忠不仅将《札记》全部吸收，还校勘了张氏来能见到的宋代唯一的三家注合刻的黄善夫本，以及中国藏书目录从未著录的南宋绍兴十年刊行的大字集解本；至于日本的古抄本和校记，张氏更无从知道，因此，在校勘的深广方面，水泽利忠高出张文虎一筹。《校补》与泷川资言的《考证》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成了考据方面的双璧。

南朝齐邹诞生曾著《史记音义》三卷，原书久佚，今本《索隐》引此书约有100多条。唐贞观中，刘伯庄又著《史记音义》20卷，原书也佚，《索隐》、《正义》多引其文。水泽利忠以日本古钞本校记为线索，撰写了《邹诞生〈史记音义〉佚文拾遗》、《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两文，我们通过这些拾遗，可以对邹、刘二书的内容有个大致的了解。此外，水泽利忠还撰有《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新编〈史记〉考异》、《关于〈史记〉古抄孝景本纪》、《史记古文考》等论著，是日本考据《史记》的卓有成效者。

2．书目解题

《史记》问世后，研究者代不乏人，硕果累累，一人翻检不易，很需要一部书目解题之类的著作对此进行总结。1978年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了池田四郎次郎著、池田英雄校订增补的《〈史记〉研究书目解题》一书。该书分版本、总说、校订注释、校勘、文字、音韵、文评、佳句、名言、史汉异同、太史公年谱、地理、国字解、稗史、《史记》研究关联图书等十几类，对600多种《史记》研究的有关著作做了提要介绍，其中有《史记》三家注、王若虚的《史记辨惑》、凌稚隆的《史记评林》、钱大昕的《史记考异》、赵翼的《史记札记》、牛运震的《史记评注》、吴见思的《史记论文》、梁玉绳的《史记志疑》等《史记》研究名著；也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哈佛燕京学社编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钟华编的《〈史记〉人名索引》、贺次君编的《〈史记〉书录》等《史记》研究工具书；还有像刘知几《史通》、黄震《黄氏日钞》、顾炎武《日知录》、章学诚《文史通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和《史记》研究有关的专著都包罗一尽，其规模之宏大，体例之专精，涉猎之广博，收书之殷富，远远超过了中国同类著作，价值极高。这对日本学者了解中国一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变化，是一部极为有用的工具书。通过这部解题书，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也有很帮助。该书著录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著作共190多部，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说明了日本学术界对《史记》研究的极大重视。从其内容和形式看，也很丰富多彩，有以选读为主的，如安滕定格的《〈史记〉读本》、田中庆太郎的《〈史记〉读书》及《幻云〈史记抄〉》等；有以辨误为主的，如恩田维周的《〈史记〉辨疑》、古贺煜的《〈史记〉匡谬》等；有以辑佚为主的，如水泽利忠的《邹诞生〈史记〉注佚文拾遗》、《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等；有以考证为主的，如龟井昱的《〈史记〉考》、大岛贽川的《〈史记〉考异》、冈本保孝的《〈史记〉考文》、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等；有以评论为主的，如三岛毅的《〈史记〉论赞段解》、森田益的《太史公叙赞蠡测》、小仓芳彦的《〈史记〉私议》、竹内照夫的《司马迁〈史记〉入门》等；还有以翻译为主的，如塚本哲三的《对译〈史记〉》、加滕、公田共著的《译注〈史记〉列传》、小竹文夫的《现代语译〈史记〉》等；此外还有以研究版本为主的，如冈本保孝的《〈史记〉传本考》、池田四郎次郎的《〈史记〉的版本和参考书》、水泽利忠的《〈史记〉古本考》等等，琳琅满目，涉及的方面既多且广，这是一项资料性工作，也是一项重要学术工作。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大力肯定。

3，注解、翻译

注解、翻译《史记》，仍是本时期重要的成果之一，有许多学者致力于这项工作，如野口定男等人翻译的《史记》，被收入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中，该书前面的“解说”部分，对《史记》及司马迁作了全面的介绍，是一部颇受欢迎的《史记》读本。日本明治书院出版的《新释汉文大系》收入了吉田贤抗的《史记》，这是一部《史记》注释书，分“解说”、“正文”、“训读”、“通释”、“词解”、“轶事”几部分，其中“解说”部分，对于《史记》的名称和体裁，著者司马迁、《史记》的流传、《史记》的主要书目等都进行了全面介绍，并附有司马迁年谱，一册在手，对司马迁和《史记》的基本情况都有个大致了解。池田芦洲的《〈史记〉补注》，也是注解方面的佳作。《〈史记〉补注》130卷，二册，原稿为著者昭和八年的绝笔。《本纪》、《世家》、《列传》在昭和四七到五零年（1972—1975）由池田英雄校订，明德出版社刊行。著作内容包括史实的考证、注释、文字的校勘等，引用诸名家390人，引用书目达400余种，也散见有自己的见解。著者在30岁时已著有《校注〈史记〉读本》本纪、列传部分三册。至晚年，自评这部书说：“本于旧注，广采和汉古今诸家之说，特别吸收清儒考证家之说。”这个读本，是后来《补注》的母胎，这个自评也可以认为是《补注》的评语。水泽利忠博士在《〈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新编》所写的跋文说：“通览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对于《史记》注解做出辛勤劳动有名的业绩者是君山的《会注考证》和芦洲的《补注》，正可以成为双璧吧。”

可见此书的价值。这个时期的译注著作还有小川环树、今鹰真、福岛吉彦的《史记》，福岛中郎的《史记》，小竹文夫、小竹武夫《现代语译〈史记〉》等。这么多的译注本，大大推动了《史记》的普及工作。

4．司马迁论

本时期，评论司马迁的论著增多，出现了一些重要著作。如冈崎文夫的《司马迁》（1947）、武田泰淳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1952）、平泉澄的《〈史记〉夜话》（论文，1956），陈舜臣的《史记》（1974）、贝塚茂树的《司马迁》（1968）、黑羽英男的《司马迁论》（1975）、竹内弘行的《司马迁》（1975）、加地伸行的《〈史记〉——司马迁的世界》（1978），增井经夫的《〈史记〉的世界》（1983）、今西凯夫的《〈史记〉的世界》（1986）、侯野太郎的《司马迁的精神》（论文）等，都对司马迁及《史记》作了全面分析、评价。像武田泰淳的著作，对台湾学者郑樑生《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戏剧性的一生与〈史记〉的世界》（1977）一书很有影响。宫崎市定《话说〈史记〉》（岩波书店，1979年版），从《〈史记〉》读法入手，细致研究《史记》五体所体现的深刻思想。伊藤德男《从〈史记〉十表看司马迁的历史观》（平河出版社，1994年版）系统分析了《史记》十表的构成及其所蕴含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挖掘司马迁的历史观。佐藤武敏的《司马迁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版）从司马迁的家世、司马谈和历史、司马迁的生年、司马迁的旅行、司马迁的官历、李陵之祸、《史记》的编纂过程、《史记》体裁上的特点、《史记》内容上的特点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藤田胜久《司马迁与他的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细致探讨了司马迁本人经历以及当时社会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史记》产生的时代背景。他的《司马迁之旅》（中央公论新社，2003）全面考察了司马迁当年壮游天下的行踪。吉本岛雅《〈史记〉探索》（东方书店，1996年版）着重探索《史记》与先秦史学的关系，如《史记》与先秦史资料、《史记》的材料、《史记》与《春秋》、《史记》与战国史等。五井直弘《〈史记〉与正史——中国历史思想之源》（见《中国古代史论稿》，姜镇庆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从《史记》著书的动机入手，论述了司马迁的见识以及对中国历史思想之影响。板野长八《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一文，将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先秦《管子》、汉代《盐铁论》等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司马迁思想的独特性。

5．《史记》读法

《史记》是部博大精深的巨著，怎样来读这部伟著，也是日本学者很重视的问题。竹内照夫的《司马迁〈史记〉入门》（1945）、野口定男的《〈史记〉读法》（1980）、桥本尧的《〈史记〉入门》（1985）、宫崎市定的《〈史记〉李斯列传读法》（1977）、中岛匠的《管晏列传读法》（1978）等，都对如何阅读《史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许多是言之有理的好意见。

6．考据

本时期对《史记》的考据，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有全面性的考据，也有针对个别事实、个别字句的考据。金启守《史记论语考》，新田幸治《史记列传考》，川久保广卫《伯夷叔齐传考》，寺冈龙含《〈史记〉三家注合刻创始时代和版本系统考究》，竹内弘行《〈史记〉空言考》，吉田照子《〈史记·伯夷列传〉考》，伊藤德男《关于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原富男《补史记艺文志》，松村益春《〈史记〉〈游侠列传〉〈货殖列传〉小考》，大岛正二《〈史记〉索隐正义音韵考》、平势隆郎《新编〈史记〉东周年表》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史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一些新的认识。近年来水泽利忠、小泽贤二等人致力于《史记正义》的考释与研究，1994年，汲古书院出版了水泽利忠编的《〈史记正义〉研究》一书，主要收录了水泽利忠的《南化本〈史记〉和〈史记正义〉的研究》、《史记正义》研究会编的《〈史记正义〉语汇索引》、小泽贤二的《〈史记正义〉佚存订补》，煌煌巨制，考释精细，是目前《史记正义》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的研究》一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版）结合地下考古资料，对《史记》战国时期的历史史实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释。主要章节是：序章，《史记》和战国史研究；第一编：战国史资料的基础研究：第一章，《史记》和中国出土书籍；第二章，《史记》三家注的《竹书纪年》佚文；第三章，《史记》战国纪年的再检讨；第四章，《史记》战国系谱和《世本》；第五章，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构成和特征；第六章，《战国策》的特点及其关联试论；第二编：战国七国的史料学研究，第一章，《史记·秦本纪》史料的考察；第二章，《史记·赵世家》的史料考察；第三章，《史记·韩世家》的史料考察；第四章，《史记·魏世家》的史料考察；第五章，《史记·楚世家》的史料考察；第六章，《史记·燕世家、田敬仲完世家》的史料考察；终章，从史料学看战国七国的地域特色。如此细致的考释，使《史记》所记战国历史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7．对研究史的总结

《史记》传入日本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研究者在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及时总结这些成就，成为本时期一个重要的课题。池田英雄、藤田胜久两位先生在这方面的成果最为突出。池田英雄《从著作看日本先哲的〈史记〉研究》（见《大东文化大学创立六十周年纪念中国学论集》，1984）一文，系统勾勒了一千多年来《史记》在日本的流传和研究情况，并就一些重要的《史记》研究著作进行了介绍；《最近五十年来〈史记〉研究的发展》（见无穷会《东洋文化》76号，1996）一文，仔细分析了1945—1995年日本、中国《史记》研究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史记学50年》（明德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详细介绍1945—1995年日本《史记》研究情况，并与中国的《史记》研究进行对比分析，是了解日、中两国《史记》研究史的重要著作。全书共分十章：一、《史记》研究最近50年的轨迹；二、关于司马迁的思想与历史观、文学性；三、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四、从《史记》成书过程看未解决的诸问题；五、近年来一般大众的《史记》普及；六、人物传记书的空前繁荣；七、《史记》资料的整理及其成果；八、最近《史记》研究学界的动向；九、《史记》对后世的影响；十、追录：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拾遗；附录1．《史记》和《汉书》的比较；附录2．日中《史记》研究盛衰史。这部著作条理清晰，资料丰富，是目前最有影响的《史记》研究史著作。藤田胜久先生近年来也致力于日本《史记》研究史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如《〈史记〉〈汉书〉研究文献目录（日本篇）》（见间濑收芳编《〈史记〉〈汉书〉的再检讨与古代社会的地域研究》，1994）、《日本的〈史记〉研究》（《见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第7号，1999）、《〈史记〉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见《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学科编第9号，2000）等，结合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对《史记》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情况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分析。

8．其他

《史记》的成就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在本时期的《史记》研究中，日本学者也从多方面对《史记》作了研究。上田早苗的《〈史记〉的构成和终始五德说》，伊藤德男的《关于〈史记〉日者、龟策两传》，佐藤武敏的《司马迁书中的利己心和富的问题》，板野长八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贝塚茂树的《司马迁〈史记〉中的命运问题》，大森悟的《〈史记〉的成书》，福永光司的《以利、义、天为主的司马迁的人世观》、桑田幸三的《司马迁的商业观》、伊藤德男的《循吏和酷吏》、黑羽英男的《不遇的史家司马迁和〈史记〉》，大岛利一的《司马迁和〈史记〉的成书》安缘由纪子的《〈史记〉的人物评语》，森熊男的《司马迁的匈奴观》、《司马迁的夷狄对策》，青木五郎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等，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学、民族等方面论述了司马迁和《史记》，说明日本学者的研究思路还是宽广的。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1995年，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140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与日本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协会合作编辑出版了《司马迁与史记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本论集收录了日本学者的文章有：樱井龙彦《〈史记〉的构思和结构——以“物盛而衰”为中心史观而观之》、今鹰真《将军们的列传》、渡边幸彦《〈史记〉中的“三段表现”》、今鹰真《〈史记〉中所表现的司马迁的因果报应思想和命运观》、杉山宽行《读〈刺客列传〉——主题和变奏》、大田加代子《〈史记〉中所见“辩”字之概念》，这些文章分析问题细致深刻，显示了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独到见解。

总括以上成果可以看出，日本学者在《史记》研究方面有几个特点：第一，重视注解、翻译、做普及工作；第二，长于资料整理，出现了几部闻名遐迩的名著；第三，在考据方面也占有一定的优势。第四，研究方法独特，专题研究以细致深入见长。与中国的《史记》研究相比，日本在某些方面的水平已超过了中国，如会注、书目解题这类大型的著作，在国内至今还没有出现。因此，我们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日本学者对《史记》的研究，不仅涉及面很广，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相当深入，这里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史记·龟策列传》向来被批评为“烦芜陋略”而受到轻视，几乎无人对它作认真的研究。日本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吹野安则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肯定了该篇的重要价值，他的《〈史记·龟策列传〉小察》（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03）一文认为，将此传视为司马迁原作、褚少孙续作比较稳妥。其价值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了解古代传统和民俗的宝贵文化遗产。《龟第列传》所载祝辞反映了古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占卜者公然逼迫神龟，使其佑助自己达到预想的目的，态度强硬而无所畏惧。这种对神讲条件的想法，说明了人这个善于思维的主体这时已逐步认识了自我，认识了人的意志的优越性，人在神的面前地位已经与过去不同，从而动摇了对于神的绝对崇拜，认为神的职责就在于忠实可靠的守护人的利益。应该说，这种祷祝文学所反映的思想，虽然尚未突破原先的神灵观念的本质，但毕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龟策列传》是历史上记录这种发展变化的第一篇文章，它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使人刮目相看的。在吹野安之前，国内学者也还没有这样认真地分析研究过《龟策列传》。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泰斗，在国际汉学界亦负盛名。他的《中国诗史》已译成中文。书中有四篇文章涉及《史记》，即《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论司马相如》、《对常识的反叛——司马迁〈史记〉的立场》。如《论司马相如》一文，吉川幸次郎首先对司马迁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的做法，作了很高评价。他说：“在中国文献中，以这种形式记载这样的爱情，可以说始于司马相如的传，至此为止的文献中，以恋爱为话题的本来就很稀少。儒家的五经也好，诸子书也好，都以政治问题作为主题，与恋爱无缘。若要在其中勉强举出一些取材于男女之事的例子，那末大概只有《诗经》与《左传》吧。但充斥于《诗经》的，是已婚男女间的爱情，《左传》也是把已婚男女间不道德的私通作为应该非难的事记录下来的。记载像相如与文君间的这种恋爱故事，相如传记可说是第一篇，而且，又不仿说是用一种肯定的态度记录下来的，至少不是否定的。因为这个记载过于有趣，所以不难想象多少总有一点小说性的粉饰。但相如的同时代人司马迁已经在《史记》里以这种形式、这种态度记载了，用一种肯定的态度叙述并非夫妇的男女因爱情而燃烧的生命之火，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态度，应该说是显示时代转变的一个象征。”（见《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986年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在汉代儒术独尊、礼法甚严的氛围下，司马迁把早期自由恋爱婚姻的故事生动传神的记载在堂堂正正的历史人物传记之中，并加以赞许、肯定，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胆识。日本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从历史发展的高度对此作了积极的肯定。

日本学者在《史记》研究方面，范围广，有深度，有新意，他们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和中国学者不尽一致，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开创《史记》研究新局面，是能够起到借鉴、促进作用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日本学者对《史记》研究也有许多不足，他们有些见解往往失之偏颇，最明显的是关于《史记·屈原列传》的研究。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学者廖季平、胡适、何天行等人，先后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屈原是否实有其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到50年代，也曾有个别人承袭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众多学者的有力反驳，以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这桩本来已经解决的公案，近年来又被日本少数学者重新提起。在1983年第4期《重庆师院学报》上，韩国基翻译介绍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稻畑耕一郎的《屈原否定论系谱》和日本关西大学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两篇文章，这是日本学者屈原否定论观点的代表作品，他们的错误观点立即受到了中国学者的深刻批评（详见《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综述》，文史知识/1983/09）。

再以资料考据来说，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最有影响，成绩不可磨灭，但其舛误不足之处也时见于篇。1940年，我国青年学者鲁实先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从体例未精、校勘未善、采集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剽窃、去取不明等七个方面对泷川资言之书作了较为系统的批评。书传到日本，泷川资言看了也心悦诚服，并专门致书称善，誉鲁氏为“秀才”。还应该提到的是泷川资言之书在当时以辑录、增补1300余条《史记正义》佚文赢得了学术界的极大重视。程金造著《史记会注考证新增正义的来源和真伪》一文，详加考释，认为这1300余条决不是《正义》佚文，它是读者的杂抄和解释，也录存了《正义》的佚文，但绝大部分是鱼目混珠，以伪为真的。程先生的论断，得到了学术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总之，日本《史记》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这里对日本的研究成果作以简略介绍，便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使《史记》研究真正走向世界。

（作者附记：本文介绍《史记》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情况，只是我们所知见的一部分，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期望能引起更多文史研究者对此问题的关注。近年来，日本《史记》研究专家池田英雄先生、藤田胜久先生、小泽贤二先生等多次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和文化考察，并给笔者提供了日本《史记》研究的许多资料，特此致谢。）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