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群
《史记》一书，司马谈已开始创作(详见拙作《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了解到这一点，对我们进一步从事《史记》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从这一观点出发去分析《史记》的创作情况，可以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有些历来争论不休的难题也可以得到一个较为圆满的答案。本文试用这一观点对《史记》中存在两个记事断限的问题作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热情指教。
《史记·太史公自序》一则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一篇之中，言《史记》起讫时间竟是如此不同，确实令人诧异。也正由于《自序》中关于《史记》的记事断限前后不一，所以历来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大，特别是对《史记》的记事下限，分歧尤甚。
认为下限终于麟止的有崔适、梁启超等，其中以崔适立论最为有据，兹录于下：
太史公《自序》曰：“故述往事，思来者，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集解》：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包(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引作“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然则《孝武本纪》当止于元狩元年冬十月获麟，犹《春秋》止于哀十四年春获麟也。是时尚以十月为岁首，元狩之冬，犹《春秋》之春也。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太史公所作，自当践其“至于麟止”之言，今可证成其说者八焉：《自序》引其父谈及壶遂之言，比之于《春秋》，汉时亦有获麟之事，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必不宜舍而踰之，一也。《汉书》公孙弘与卜式、倪宽同传，主父偃与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同传。《史记》止为弘、偃作传，以弘相偃诛，在麟止前故也。后此不为之传，他人如弗论，若终军者，非《自序》所谓“忠臣死义之士”，其所欲传者耶？军之对策以获麟，死节在太初(按：终军死节当在元鼎五年，此误。)，如《史记》讫于太初，何不为军作传？而不为之传，非以至于麟止故耶？二也。《外戚世家》窦姬长男为太子，王夫人生男为太子，卫子夫生男名据，是则景帝、武帝为太子，皆不名，独于卫太子名，何耶？未立为太子故也。立据为太子，《汉书·武帝纪》在元狩元年四月，在获麟后，前此犹是皇子，故名。若讫于太初，安知太子之终废而名之耶？三也。别传终于淮南衡山王，以其狱在麟止前一月也。……四也。《自序》大序之末，既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小序之末，又自为一节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与上文年限，起讫皆异，其为续窜甚明。五也。《汉书·司马迁传》有“至于麟止”之言，无“太初而讫”之语，六也。《扬雄传》曰：“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七也。《后汉书·班彪传》曰：“太史令司马迁……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八也。(说见《史记探源》卷一：“麟止后语”条。)
认为下限“讫于太初”者，有梁玉绳(说详《史记志疑》卷三十六)、朱东润先生等。朱东润先生共列九款，证成其说，其指为铁证者有四：
一、《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有明文可证。
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王。”自高祖元年至元封六年，适得百。二年，与百年之数，相差至微，若使《史记》终于获麟，止得八十五年，不得云百年也。
三、《惠景间侯者年表》下匡，署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字，其下空列太初已后一匡，阙而弗纪，此终于太初之铁证。
四、《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共列六匡：1、元光，2、元朔，3、元狩，4、元鼎，5、元封，6、太初已后。自元光至元封，不更标举年号，止列年数，独第六匡记载十七项中，标举太初元年者七项，太初二年者四项，太初三年者二项，征和元年者二项，共十五项，而未标举年号者，亦有二项，显为后人随手窜入，体例不一之据。表至元封而止，反赖是以证明。
朱东润先生据《史记》载录立论，其说自可成立。然亦无法否定崔氏白麟之出为《史记》记事终于麟止之证，至言“卫太子以罪死，史文容有窜改，不得据为定谳者”，又言“终年之不立传及列传之终于淮南衡山，事出偶合”，似未足定论；其引《汉书》、《后汉书》之语，正如先生所说，皆是两可之辞，亦不足独证己说(详见《史记考索·史记终于太初考》)
综合分析两种观点，我们认为，崔适、朱东润先生两说皆有确证，可以并存，不必执此非彼。《史记》一书，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合著，记事断限不同，本不足怪。
朱东润先生说：“观于《自序》(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之言，盖马迁视元狩元鼎元封直至太初改历，为一整个的时期，获白麟，得宝鼎，为受命之起点，封泰山、禅梁父，为受命之中峰，而改正朔，易服色，为受命之终极，所以同时并陈而归命于穆清者此也。就此整个时期之起点而言，则曰：‘至于麟止’，就此整个时期之终点而言，则曰：‘太初而讫’。”《史记终于太初考》)
朱先生以受命之“起点”与“终极”来解释《史记》所终断限的不同，自有见地；而笔者认为：《史记》中言“至于麟止”者，当为司马谈作史之下限，而言“太初而讫”者，则是司马迁记事的终点。(参见顾颉刚先生《史林杂识·司马谈作史》)
《自序》载迁述其父谈语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谈作史，以孔子作《春秋》自说，《春秋》之作，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而汉时亦适有元狩获麟之事，且终谈一生，只赶上汉朝“受命之起点”，亲见获白麟、得宝鼎二事，故崔氏以为“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必不宜舍而踰之”，这个结论是完全符合司马谈作史的实际情况的。
到了司马迁作《史记》，则对将《史记》比作《春秋》一事讳莫如深，他在《自序》中就曾明确声明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史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司马迁又认为汉至“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一系列事件出现，方算是“受命于穆清”。太初改历，为受命之终极，司马迁又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因而对此极为重视，而他继承父业撰写《史记》，又刚好从太初改历完成开始，所以朱东润先生说：“《史记》之作，始于太初元年，斯则《史记》所载，适至太初改历以前而止，尤为自然之准则”，我们说司马迁作史，以太初元年为下限，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形的。
总之，我们认为，《自序》中“至于麟止”和讫于太初，分别是司马谈、司马迁定的创作下限，在这个前提下，两个断限可以统一，也应该同时并存。若将崔适、朱东润先生两种意见联系起来考察，并结合《史记》创作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说者或以为《自序》一篇亦经后人窜乱，此种可能未始没有，然以《史记》为父子合作来解释这一现象，则无疑更为合理。
至于《史记》开始记事的时间也有两个不同的断限，我们认为也应作同样的理解。
《自序》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
又曰：“余述历黄帝以来”云云。
《史记》记事起点的不同，和它有两个终点联系起来看，我们更有理由断定：《史记》之作，确非一人手笔(后人续补者除外)。这两个起点中，记事以“陶唐”开头者，当为司马谈所定；而以“黄帝”为始端者，则是司马迁所定。
《史记·平淮书》说：“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自己也认为：“《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观《史记》之文，陶尧以前记事极为简略，至尧则较为详尽，如《五帝本纪》载尧怎样讨论用鲧治水，又如何禅位于舜，其与放齐、讠雚兜等的对话，颇为详细。盖司马谈以为尧以前事不经见，难以载录，故曰“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而司马迁之时，武帝极好神仙，方士言黄帝者极多，《封禅书》中，武帝一则曰：“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再则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三则曰：“吾闻黄帝不死……”。至于武帝上泰山封禅，也是为了模仿黄帝：“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封禅书》)；甚至太初改历一事，也是效法黄帝“迎日 推策”而进行的一次托古改制。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司马迁作史始于黄帝，是势在必然的。
顾颉刚先生根据《史记》起讫时间的不同，提出了自陶唐至于麟止的断限为“谈之书”，自黄帝讫太初的断限为“迁之书”的假说，并据此推出“《太史公自序》一篇本亦谈作，迁修改之而未尽”的结论(均见《史林杂识·司马谈作史》)，见解至为确当。顾颉刚先生提出这一假设后没有加以论证，而联系《史记》所终断限不同的情况来看，崔适和朱东润先生两种观点各得其一，正好证成这一论断。而先生所论，限于《自序》一篇，我们还应由此再向前推进一步，从《自序》一篇扩展到《史记))全书可知：司马谈作史皆不超过获麟，而讫于太初(元年)，则是司马迁作史的终极。
《史记》记事的起讫时间，特别是它的下限，是《史记》研究中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对《史记》全书的看法。崔适力主“至于麟止”之说，故凡有记事涉及获麟之后者，悉指为后人窜入，其看问题的片面是显而易见的；然崔氏勇于疑古，却足以从另一个角度启发我们思考问题：《史记》的创作，确实非出一人之手。前面我们已经肯定了“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为司马谈作史的断限，那么，崔适所举《史记》“止为弘偃作传”、“别传终于淮南衡山王”、《外戚世家》独卫太子名等皆事出必然，并非偶合；终军之不立传也正因为他死节在获麟之后(传忠臣死义之士，正是司马谈的愿望)，崔适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既然这些篇章都恪守司马谈的作史下限，则当为司马谈写定无疑。而《五帝本纪》一篇，亦当从司马谈开始执笔创作(司马谈记事自尧始)，后经司马迁补充而成。
总之，《史记》起讫时间之不同，正可证明其书为谈、迁父子合著；而以这一观点去考察全书，则《史记》各篇洞然若见，互为参证，其理益明。
（赵生群，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