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可

《史记》效《春秋》而作，这是司马谈定下的义例。《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义》云；“太史公，司马迁也。先人，司马谈也。”元封元年司马谈卒，临终遗命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这一段划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谈临终时，巳留下了若干篇章。《史记》之不朽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一、昔贤今人对司马谈作史的考论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有《书史记十表后》，《又书太史公自序后》两文，是最早考论司马谈作史的文字。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有论及，载《观堂集林》卷十一。专论有顾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收入《史林杂识初编》，李长之先生的《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两文。李文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第六章第二节。近年来有两位青年同志也写了争论。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赵生群《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综上考论，揭示司马谈作史篇目37篇，计本纪12篇，表4篇，书4篇，世家8篇，列传9篇。为了简明扼要地介绍上述考论稿目及论据论点，列表如下。

（一）本纪篇目12篇
论者		篇目		论据		论点
方苞		十二本纪		《太史公自序》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著十二本纪，……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		“本世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条也，余书曰‘作’者，已所论载也。”（《又书太史公自序后》）。
李长之		孝景本纪		《赞》文称“晁错刻削诸侯”云云。		认为《赞》文批评晁错与《六家要旨》责备法家的话旨趣一致。
赖长扬		孝文本纪 吕后本纪		《赞》云“太史公曰：……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1）“于今”二字证明作者记述之时在改正服封禅之前； （2）司马谈作史，当先有本纪，既是职守之责，又可提挈一代大事，大编纂上有不少便利； （3）司马谈歆慕封禅，“廪廪乡”云云，课切惋惜，谥于言表。司马迁则不然； （4）《六家要旨》备推黄老思想与文帝政治实践虚实相映。 （5）结论：谈之为史，有纪有传有赞，《史记》体例，创自司马谈。 此外，《文帝纪》中有“事在《吕后》语中”，亦可能为谈作。
赵生群		①殷本纪 ②周本纪 ③秦本纪 ④秦始皇本纪		《卫康叔世家赞》、《陈杞世家》、《管蔡世家》等篇司马迁说“余读世家言”，“有本纪言”云云，均“自称其书”。言及本纪有殷、周、秦三本纪。又《秦本纪》中有“其语在《始皇本纪》中”云去。		司马迁“自称其书”而云“读”，那么，这些作品当出自司马谈手笔。
（二）十表篇目4篇
方苞	①十二诸侯年表 ②六国年表 ③秦楚之际月表 ④惠景间侯者年表			诸年表《序》中有“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太史公读《秦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云云。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则云“余读高祖侯功臣”云云。		“迁序十表，惟《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者》，称‘太史公读’，谓其父所欲论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称‘余读’以别之。”又云“踵《春秋》以及秦灭、汉兴、文景以产有，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具见矣。”（《书史记十表后》）
（三）八书篇目4篇
李长之			①律书	《律书》叙事止于汉文帝。又篇中有“猥云德化，不当用兵”云云，又有“神使气，气就形”云云。		叙亲历之事只至文帝而止，只有司马谈才能接得上。“猥云德化”云云可证《律书》作于武帝对外用兵之前。“神使气，气就形”云云与《要旨》所论形神旨趣相合。
赵生群			②历史	《历书序》称考定星历，“王者所重”云去，与《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称祖上“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书”精神相合。而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流俗之所轻”。		父子两人思想大相径庭，因此，“毫无问题，《历书》的写作是从司马谈就开始了的，前面部分当是司马谈所写定，司马迁是在此基础上增写了元封以后的内容。”
			③天官书	《天官书》有“太史公曰：为国者必贵三五”云云，其后有“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云云。		认为“太史公推古变”云云是司马迁针对司马谈“太史公曰”的内容在发表不同的议论。”并由此推论“太史公推古天变”以前的文字，“当为司马谈所写定，其后为司马迁所续。”
			④封禅书	《封禅书》中两称“太史公”均指司马谈，在从巡中与祠官宽舒议礼，赞语有“入寿宫侍伺神语”云云，其事发生在无鼎四年之前。		司马谈、司马迁都没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大典，故《赞》语“从巡封禅”云云，系指从巡武帝敬礼诸神名山川。元鼎四年前司马迁是否出仕还不能肯定，即使出仕“也未必能跟随武帝出巡”，所以“入宫侍伺神语”云云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封禅书》赞语亦为司马谈作。元封以后文字才为司马迁所续。
（四）世家篇目8篇
顾颉刚		①赵世家			《赞》文云：“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又战国之世，赵事独详，盖冯唐父子语之也。	武帝初立，冯唐九十余，其子冯遂当六十矣。及至司马迁长成，“遂已耄耋矣”，故遂与迁年齿不相及，是篇出谈手无疑。
李长之		②晋世家			《晋世家》不避司马谈讳，文中有“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 《赵世家》讳谈，“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於韩魏”。《索隐》：“按：《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	《晋世家》不讳谈，为司马谈作。《赵世家》讳谈，乃迁作也。 按：顾、李两说立论不同，而将其考论成果对照，矛盾抵牾。
赵生群		③陈杞世家 ④宋微子世家 ⑤齐太公世家 ⑥鲁周公世家 ⑦管蔡世家 ⑧卫康叔世家			《卫康叔世家赞》云“余读世家言”，《陈杞世家》载舜、禹之后“有世家言”（即《陈杞世家》），又提到齐、宋世家，《管蔡世家》中提到《鲁周公世家》、《卫世家》，皆司马迁“自称其书”。	“余读世家言”云云，说明司马迁作史之前已有“世家言”。而这些“世家言”又是自称《史记》中篇目，所以卫、陈杞、管蔡等篇为司马谈作，其中提到的宋、齐、鲁周公等篇更在其前，亦为司马谈作。《卫世家》赞语则为司马迁改写。
（五）列传篇目9篇
王国维 顾颉刚			①剌客列传 ②樊郦滕灌列传 ③郦生陆贾列传	三传赞语云：“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元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特若此云”，“平原君子与予善，是以得具论之”。		考其年齿，公孙季功、董生、樊他广、平原君朱建子似与司马迁不相及。王国维云：“此三传所记，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顾颉刚云：“此非或然，乃必然也。……此三传成於谈手无疑。” 按，方苞、赵生群以“余”为司马迁自称，据此顾云“余”为司马谈自称，两相对照，予盾抵牾。
顾颉刚			④张释之冯唐列传 ⑤游侠列传	《张冯传》云：“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游侠传赞》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		“及迁而长，遂已耄耋矣，岂真有此忘年之交耶？是亦其父谈之事也。” 以迁生建元六年计，不及见郭解。
顾颉刚			⑥太史公自序	《自序》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史记》存在自相予盾的两个断限。		顾氏认为上起陶唐，下讫获麟为司马谈计划；上起黄帝，下讫太初为司马迁修改后的计划。“使余此一假定而得其实，则《太史公自序》一篇本亦谈作，迁修改之而未尽，故犹存此抵牾之迹耳。”
李长之			⑦老庄申韩列传 ⑧日者列传 ⑨李斯列传	《老庄申韩传》道法合传，又叙老子后人李解至景帝时为止。 《日者传》有“此务华绝根者也”云云，道家立场。 《李斯传》中有韩谈，不避讳。		《老庄》与《日者》道家思想浓厚，与《六家要旨》合，必为谈作。又叙老子后人至司马迁以前止，由于是“司马谈去写才如此”。 《李斯传》不读，必谈作。而《平原君虞卿列传》讳谈，“李谈”作“李同”，可证为司马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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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上考论，认为司马谈作史篇目37篇，约占《史记》全书的四分之一。司马谈作史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以及赞论，并设计了起讫断限，即《史记》一书体例创自司马谈。顾颉刚先生云：“《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司马谈作史》）顾先生的结论，毫无疑义是应当重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太史公自序》有确凿记载，不待论辩。但上述诸人的考证篇目是否可靠？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符逻辑？尚须进一步研究。区别司马谈、司马迁作史篇目对于研究司马迁思想关系极大。假如上述37篇为司马谈所作的考论成立，则学术界已往研究司马迁的成果大部分将要重写。“司马谈作史”，此课题的研究关系全局，真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故不可不详究。

二、对司马谈作史考论成果之评议

上述各家考论，我们再作综合条理，可概括为六条鉴别标准，条析如下。

（一）从交游上立论，“太史公曰”中所称交游凡年齿与司马迁不相及者，为司马谈作。此论最为有力，顾颉刚据此断定《赵世家》、《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游侠》等篇为司马谈作。王国维则认为《刺客》、《樊灌》、《郦陆》三传是“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

（二）从时代上立论，叙事至文景时止者为司马谈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断定《文帝记》、《律书》、《封禅书》、《老庄申韩传》为谈作，就以此为佐证。方苞说，“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赵生群也认为秦汉统一前后是区别谈、迁写作的“一条重要线索”。

（三）从思想旨趣上立论，《六家要旨》为一“试金石”，凡具有道家色彩的篇章为司马谈所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以此断定《文帝纪》、《景帝记》、《律书》、《历书》、《天官书》《老庄申韩传》《日者传》等篇为司马谈作。

（四）从文字用语上立论，方苞以言“著”者归司马谈，言“作”者归司马迁，断定十二本纪为司马谈怍。李长之从讳与不讳立论，凡当讳而不讳者如《晋世家》、《李斯传》不避谈讳，为司马谈作，而《赵世家》、《平原君虞卿列传》避讳为司马迁作。

（五）从称谓上立论，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断定《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诸年表为司马谈作。赵生群进一步推论，既言“余读”，自然在“司马迁作《史记》以前，就应当存在”，从而断定“余读”之篇为司马谈作。计有殷、周、秦、始皇诸本记，陈杞、宋微子、齐太公、鲁周公、管蔡、卫康叔诸世家。甚至断言这些篇章全篇为司马谈作。

（六）从两个断限上立论，顾颉刚认为《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司马迂所续。

孤立地来看这些鉴别标准都有一定的理由，但综合起来研究，这些立论互相矛盾，无所适从。若将这些标准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与《史记》全书关联，可以说无一条立论能成立，试分层缕述之。

立论互相矛盾。顾颉刚按交游年齿立论，认为《赵世家》是司马谈的杰作；而李长之按讳与不讳立论，断定《赵世家》为司马迁所作，互相抵牾。又，顾先生按年齿交游所论六篇，《赵世家》、《游侠》两篇赞语太史公自称“吾”，《刺客》、《樊灌》、《郦陆》、《张冯》四篇赞语皆用“余"均指司马谈；而方苞、赵生群从称谓上立论以“余读”之“余”指司马迁，则与顾氏所论又互相矛盾。

以实考校，各种立论皆有所片面。以年齿论，司马迁与公孙季功、董生确实不相及，但与平原君子、冯遂未必不相及。以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即公元前145年推计，平原君子在文帝三年，即公元前177年为中大夫，若时年二十，下及司马迁之生约五十年。当司马迁二十时，平原君子七十左右，青年向老人问故，可以相及。至于冯唐，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九十余，冯遂为郎。若冯遂当其父五十而生，时年四十左右，司马迁五岁，年齿相差三十余岁，不但相及，且可为忘年之友矣。顾先生一方面缩短司马迁的生年十岁，另方面又提早冯遂二十岁，谓当其父三十而生，这样就把相差三十余岁的年齿扩大为六十余岁，自然不相及。西汉郎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皆少年郎充任，冯遂尽管特殊，也不至于六七十老翁充任郎官，顾先生的推论不能成立。至于郭解，元朔二年徙居茂陵，当年司马迁年十九，亦徒居茂陵，恰为司马迁所亲见。由于司马迁生年被缩短，顾先生误认为不相见，其说不可为据。

李长之先生用讳与不讳来区分谈、迁著述，是相当有道理的，但也不能绝对化。胡适之著《两汉人临文不讳考》，陈垣著《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指出在汉代讳与不讳有很大的伸缩弹性，这当是符合事实的，《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之父名司马喜，就与司马氏祖上相中山者名司马喜同名不讳，就是一例。

从称谓上立论片面性更大，可以说是没有几分可靠的。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却不能自园其说。《高祖功臣侯表》为“余读”，《惠景间侯表》为“太史公读”，可两表结构一致，记事每帝一格，武帝朝分为两段，“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为前段，“太初已后”为后段，《惠》表更分为两格，载太初以后事讫武帝之未，以“咸表始终”，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观。又《六国年表序》，前有“太史公读《秦记》”，后有“余於是因《秦记》”云云，这可以说是否定方苞立说的铁证。至于“著”与“作”之分更属妄测。《自序》云“著十二本纪”，而“今上本纪”是“著”还是“作”呢？

赵生群同志以“余读”为司马迁亦是片面的猜测，《太史公自序》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此句之“余”指司马迁；《自序》又载，司马谈临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又曰“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又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又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又曰“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又曰“余甚惧焉”云云。司马谈临终遗言，“余”“吾”并用，一连串用了五个“余”，两个“吾”。再看司马迁，可以确指为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也是“余”“吾”并用。如《五帝本纪赞》，“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予观《春秋》、《国浯》”；《田叔列传赞》，“太史公曰：……仁与余善”；《卫将军骠骑列传赞》，“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云云。总之“余”“吾”“予”的用语不能区别司马谈和司马迁。不过赵生群的推理有一个逻辑上的便利。若“余读”指司马谈，所称“余读世家言”，这“世家”指《史记》篇名，当然为司马谈自作无疑。问题在于赵生群推理的前提不能成立。他说：《史记·卫康叔世家》赞道：“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既是“读世家言”，自然司马迁作《史记》以前，就应有“世家言”存在，那么……这些作品当出自司马谈手笔。不错，司马迁在“读”之前当有书“存在”。但这“存在”既可指司马谈作亦可指司马迁作。若把“读”之前的“存在”均指为“司马谈作”，未免武断，更进而推断整篇为司马谈作就更武断了。

退一步说，赵生群同志的推论能够成立，也仅仅只有一篇“卫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所提到的周，“有本纪言”；鲁，“有世家言”；蔡、曹，“有世家言”；卫，“有世家言”，舜禹之后，“有世家言”；“殷有本纪言”；齐，“有世家言”；秦，“有本纪言”云云，只不过是司马迁的交代，怎么能说是指司马谈的作品呢？最有力的证据是，在《陈杞世家》中的这一代交代中，司马迁说：“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记言。”通盘考虑司马迁的思想，他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且在《陈涉世家》中只字不提沛公军，目的就是用互见法表彰陈、项灭秦之功。《陈杞世家》中“项羽灭之”的交代就是点题。这一铁证足可以把赵生群同志的推论全部推倒，亦即推倒了赵立论的前提。

从思想旨趣上立论，其前提是司马谈尊道，司马迁尊儒，父子异途，思想对立。这个前提根本就不能成立。《史记》效《春秋》，这一宗旨为司马谈所定，故上起陶唐，下讫获麟，谁说司马谈不尊儒？《悲士不遇赋》充满道家色彩，谁说司马迁不尊道？谈、迁父子思想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既非尊儒，亦非尊道，而是兼采儒、墨、名、法、道、阴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赞文帝未必不是司马迁所作，至于寻章摘句以求曲合于《六家要旨》，不值得深究。而且《六家要旨》本身分上下两半篇，很可能是司马谈作之于前，司马迁阐释于后，以此为“试金石”的说法不能成立。

从时间上立论，把秦汉史归于司马迁，把先秦史归于司马谈，恰与司马谈自述的思想相背。司马谈临终遗言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候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司马谈详今略古的思想。司马迁二十壮游，既上会稽探禹穴，更在梁、楚一带调查秦汉间史事，这是受司马谈指导的。从时间上来分判谈、迁父子异向，肯定也是徒劳的。

最后，顾颉刚从两个断限来判定《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也是不能成立的。《自序》概括全书一百三十篇大旨，是最后写成的。正因为司马迁修改了父谈计划，才在《自序》中作一交代。这个两个断限的交代恰恰说明是司马迁作《自序》而不是司马谈。为什么会有如此相反的结论呢？顾先生视两个断限为矛盾，而我们视两个断限为发展，《自序》是有意识的作交代。《五帝本纪赞》对上限修正作交代，就是有力的佐证。

总括上述评议，顾先生等人关于司马谈作史的考论，断言37篇为司马谈所作，基本上不能成立，我们有理由把它推倒。比较起来，王国维的考论最有深味，合符实际。不过顾先生比较谨慎，只断定五篇为司马谈作，一篇为父子合作；赖长扬也谨慎，只补证了《文帝纪》为谈作，《吕后纪》存疑。且顾先生所阐发的两个断限，冯唐父子对司马谈父子作史贡献都是很有价值的。赖长扬对“谦让未成于今”的解释是较为合理的。李长之的考论推论较多，但发现讳与不讳的例证很有参考价瞧。方苞、赵生群两人立论比较简单化，结论过于大胆，其所断定的司马谈作史篇目都值得商椎。假如我们把考论的37篇从《史记》中割裂出来，在其余篇章中去探索司马迁的系统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赵生群等人的考证仍然是有价值的，敢于开拓新领域，可以启人深思。

三、司马谈作史如何评价

司马谈作史，唐人有明确论述。司马贞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史记索隐序》）。刘知几曰：“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竟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史通·正史篇》）。《隋书·经籍志》亦云：“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付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世，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唐人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司马谈的作史功绩。研究《史记》成书过程，研究司马迁成长道路，忽略司马谈是不全面的。但是《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父谈的著述，对于司马迁来说就如同采择《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一样，剪裁熔铸在自己定稿的《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皆可视为司马迁一人之作，方能完整地系统地探索司马迁的思想，这是勿庸置疑的。司马谈创史在元狩、元封之间，从他制定上起陶唐，下讫获麟的断限可以推知。在这之前作创史准备。司马迁元朔三年仕游，实地调查史料可以视为司马谈的创作准备。当司马谈创史之时，司马迁已是得力的助手。所以即便有司马谈的整篇著作，也同时熔铸了司马迁的心血的。《史记》体例应是司马谈、迁父子所共创。

顾颉刚先生等人的考论，其具体成果应予推倒，而所得结论却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因为自唐以后，司马谈作史功绩被淹没，又唐人论述过于简略。我们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37篇。问题是司马谈的成果司马迁重新作了剪栽熔铸。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只看到司马谈作史，而看不到司马迁的重新熔铸，则将是片面的考证，必将是牵强附会而走向死胡同。例如赵生群认为《天官书》中“太史公推古天变”云云是司马迁针对父谈“太史公曰”的内容发表不同的议论，并由此推断，“太史公推古天变”以前文字为司马谈作，其后为司马迁所续，这是没有根据的。《天官书》八千余字，“太史公曰”以下一千二百余字是一长赞。若“太史公推古天变”以下才为司马迁所续，那只是仅仅写了半篇赞语，怎么能说是续《天官书》呢？假定越生群的推论成立，恰恰证明现存《天官书》乃司马迁作，而司马谈之原作为迁所扬弃和剪裁吸收，故留下驳难痕迹。而事实上这一驳难痕迹并不存在。《天官书》之“太史公曰”，夹叙夹议以论天人之际，首尾一贯。“太吏公曰”中有“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云云，正是司马迁的语言，汉兴至太初恰好整百年，此可为司马迁在太初年间作《天官书》之铁证。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精通天文，整理了天官资料，并留下篇章完全可能。但今本《史记》留下整篇司马谈的著述考论是不能信从的。因此，我们既否定顾先生等人的具体考论成果，而又接受其考论的结论，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貌。今本《史记》中虽无司马谈整篇的作史，但留下了司马谈作史痕迹是没有疑义的。顾先生等人的考论，提供了司马谈作史痕迹的史影比唐人论述具体，对于研究《史记》成书有重大意义。在史学史的叙述上应有司马谈的一席地位。正如顾先生所说，“而《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我们同意这一结论。而对于司马谈的评价，也只能作这样的概略论述，不可割裂《史记》篇目作具体分析。由司马迁继父遗志发愤著述的《史记》是不容分割的一个整体。探索熔铸在《史记》之中的“一家之言”，其代表者只能有一人焉曰司马迁。

（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