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桐生

出处：《孔子研究》2004/01

《论语》在汉代只是六艺的传记，但它对《史记》学术的影响却不在六艺之下。《论语》不仅给《史记》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史记》体例的设置，司马迁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多以《论语》为依据。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及《史记》从《论语》中吸取大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素材。主要集中于《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两篇。取材过程中司马迁遵循了四个原则：第一，司马迁是站在孔子作《春秋》这一理论基点上从《论语》取材；第二，叙事性是司马迁从《论语》取材的又一原则；第三，司马迁善于从《论语》中择取某些语录作为传记的叙事大纲；第四，司马迁坚持以《论语》作为史料考信标准。第二部分作者在考证分析《史记》的世家、列传体例后，认为其深受《论语》的启示。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这一处理是从《论语》中孔子对吴太伯“三让天下”高度评价为依据；同样将《伯夷列传》居为七十列传之首，是以孔子赞扬伯夷让国言论为依据。《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都共同推崇一种礼让的历史价值，寄予了作者深刻的理想。司马迁分别以吴太伯和伯夷作为世家和列传之首，就是要确立一种天下为公的社会道德，以此针砭充满争夺、篡弑的历史和现实，寄托自己的社会道德理想。第三部分，作者援引翔实的史料说明：司马迁以《论语》中孔子言论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论依据，并且大多是从正面引证《论语》作为立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