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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校勘史述论
2014-09-11 13:15  

安平秋 张兴吉

《史记》自问世以来,在二千多年的流传中,难免会有一些错乱、缺失,历代学者都致力于《史记》旧貌的探寻工作,其中对《史记》的校勘就是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历代校勘《史记》的成果不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记》古本资料,而且它们清楚地显现了古本《史记》如何成为今本《史记》的轨迹。同时,这些校勘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古代学者对《史记》的关注以及古代校勘学的理论与实践。其校勘活动,大而言之,或可以称之为“《史记》校勘史”。对这些成果的总结,即对《史记》校勘史的研究,也会从以上两个方面推动《史记》研究和《史记》版本研究以及古代校勘学的研究。

关于校勘的概念,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赵仲邑《校勘史略·绪论》采用“狭义的校勘”概念,认为校勘“专指同一部书,用不同版本和有关资料,互相核对,比较其文字的异同,以订正错误;或只比较其文字的异同”。运用赵仲邑先生观点,本文中的“《史记》校勘”的概念,只要指历代从事《史记》研究的学者校勘《史记》本文以及三家注的成果、著作,并主要着力于探究、分析在其校勘活动中,使用《史记》各种版本的情况。推动历代《史记》校勘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历代《史记》研究,特别是《史记》考订的不断深入,对《史记》校勘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二是适应历代《史记》刊行的需要所进行的《史记》校勘,后者不断的进步,最终成为《史记》校勘的主流。

汉唐时期的《史记》考订与校勘

汉唐时期《史记》还处于写本时代。《史记》以写本的形式在学界流传,因而此时期《史记》的校勘深受时代的影响。《史记》在问世后,很长时间是不为当时的学界所关注的,所以研究《史记》的著作出现的比较晚。陈直《〈史记〉新证·自序》指出:“《太史公自序》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可证存于天禄石渠者为副本,与正本不知有无异同,正本疑即杨恽所宣布之本,西汉学者所读者为副本。太史公手写之副本,可能毁于王莽之乱,但所以不绝者,当时已副中录副。西汉王朝,虽恶其书,亦甚重其书,藏之密而守之慎。东平王求读副本而不可读,能读见者,官吏如桑弘羊、王凤,校书如扬雄、刘向父子,博士如褚少孙、桓宽、冯商等十余人而已。到了东汉初年,尚为半公开式,王允指为谤书,可见当时对《史记》之评价,纵有研习者,书名排列在《汉书》之后,今日称为班、马,不称为马、班,仍沿着二千年来相传之习俗语。”

《史记》的流转中,很早就有缺失,西汉时期,就有人补《史记》之阙,即褚少孙的补写,如此的补阙,当然不是校勘的范围,不过,从中可见,人们对《史记》的关注有所提高,初步地开启了《史记》考订的过程。

《史记》的校勘工作,是伴随着《史记》考订过程展开的,特别是随着《史记》的注释之学的出现而出现的。据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作是东汉时的延笃,有《音义》一卷,又有不记作者的著作《音隐》五卷。两书久已亡佚,其对《史记》的校勘情况已经难以明了,但从其《音义》、《音隐》的书名,似乎可以推知其中有文字校勘的成分。

此后,《史记》的注释之作不断出现,如南北朝宋徐广作《音义》13卷;裴骃说:徐广注“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徐广的著作“唯记诸家本异同,于义少有解释”。可见此书对《史记》文字的校勘是其着力所在。朱东润先生在《史记考索》中以专文《〈史记〉徐广本异文考证》,对徐广的校勘给予高度的评价。指出:“盖校勘《史记》之作,兴于此矣”。可谓持平之论。关于徐广校勘《史记》的成果,近来学者多有探究。杨海铮著作《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应三玉博士论文《〈史记〉三家注研究》中有细致的说明,张玉春也有专文研究徐广的《史记》校勘问题。

六朝写本不仅与今本文字间多有差异,而且各本之间也有异文,所以唐人在作《史记》注释的同时,也对《史记》本文有一定的校勘工作。在今日传本的《史记》各家注释中,还保存着唐代及唐代以前《史记》的诸家注释,如南齐邹诞生撰《史记音义》三卷,其中的校勘成果保存到了今天。司马贞《史记索隐》中引用邹本所列文字异同者不多,只有九处。不过,据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的研究,邹诞生注中文字异同的数量要比上述的记载多一些,他认为有23条。池田英雄《史記学50年》说:“水泽氏又从稀见之古板本中辑拾佚失古注,著以下三编:《邹诞生〈史记音〉佚文拾遗》(拾录约180条)、《刘伯庄〈史记音义〉佚文拾遗》(拾录约190条)、《陆善经〈史记注〉佚文拾遗》(拾录约100余条)”。其中有一些条目记载了各版本异同的情况。

唐人刘伯庄作《史记音义》20卷,此本虽不传,但有一部分还保持在后来的注释中。对此朱东润先生将散布在《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中的刘注,加以辑录,写成《刘伯庄〈史记记音义〉辑佚》一文,对使用者提供了便利;同时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在保存在日本藏《史记》各版本上的日本学者的批注中,还找到了190条刘伯庄的注文,其中有关文字异同者有30条。

写本时代的《史记》校勘成果还不可能是单独的著作,它们多数是与《史记》的注释以及研究成果混杂在一起,因而可以认为它们还只是历代《史记》考订的一种副产品。而历代《史记》注释著作在后来的流传中,绝大多数都散失了,仅有部分成果保留在其他的著作中。这中间,只有裴駰《史记集解》在唐代时,已经与《史记》本文合并,因而著作几乎整部流传到了今日。徐广的《史记》校勘成果主要靠此书得以保存到今日,但与徐广原书已经较大的差距。由此可以推知,宋以前《史记》考订、注释著作中所形成的《史记》校勘成果,保留到今天的并不多。故而欲探索古人在写本时期校勘《史记》的情况,除了进一步对散见于《史记》古注中的《史记》校勘成果做深入的收集之外,还应通过现在存世的《史记》各古写本间的全面比勘,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宋、元到近代之前的《史记》校勘与考订

承上所述,汉唐时期,《史记》校勘与考订之间还没有明显的区分。《史记》在进入刻本时期之后,上述情况开始有所变化。虽然此时期《史记》校勘与考订依旧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史记》考订成果中依旧有大量的校勘内容,但两者的区别已经逐步地显露。特别是《史记》版本的刊行中,《史记》的校勘更注重《史记》各版本的异同,必然要摒弃《史记》考订中那些繁杂的内容。接下来的部分,主要就《史记》校勘方面多加说明,而于《史记》考订的部分则以从简为原则。

首先,宋、元时期的《史记》校勘。此时期,《史记》进入了刻本时代,《史记》的大量刊行,直接推动了《史记》的校勘活动。据考察,此时期每次重刊《史记》之前,对所据底本及当时流传的通行本都做过相当的校勘,主要是版本的校勘。其校勘的成果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对《史记》文字及注释的具体校改,即在新版刊行时,对原底本进行直接校改的方式;二是校改中偶尔出现的校记,是指在校改中,对难以判断的异说,采取夹注的形式,保存旧说。比较写本时代的《史记》校勘,刻本时代的校勘成果,不是继续混杂在《史记》注释著作中,而是体现在具体的《史记》版本中,要想直观地了解此时期《史记》刊行中的校勘的情况,比较困难。比较简单的是方法是,可以从一些《史记》各版本的序跋中了解这些校勘的大略情况,其外的方法就只能是研究者,通过对《史记》各版本之间做相当的比勘,才能发现这些版本进行的《史记》校勘的具体情况。接下来笔者从这两个方面展开说明。

宋代,伴随着《史记》诸多版本的刊行,对《史记》的校勘,已经开始。两宋时期,《史记》的版本众多,《史记》的最初刊行始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史记》刻本,此后宋真宗真德元年(1004)重校《史记》完成,并有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所考的“刊误文字”五卷问世。这部“刊误文字”五卷可以认为是最早出现的具有《史记》校勘记性质的著作,可是上述版本及校勘记都没有流传到今天,已经亡佚,因此,其具体的校勘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同时,此《史记》“刊误文字”所开创这种直观的保存校勘成果的著作方式,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得到继承,很是遗憾。不过依旧可以想见这些版本的校勘成果对后世《史记》版本的影响是多么巨大,因为从此开始的《史记》校勘的内容,可以说就是针对上述这些版本的校勘。

目前存世最早的《史记》版本是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景祐本。据校勘,北图所藏这一景祐本,其正文与今本相校有些不同之处,如:中华书局本《项羽本纪》中,今本有“项梁尝有栎阳逮”,景祐本在“逮”字下多“捕”字;“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景祐本在“诸侯”下多一“兵”。等等,这些皆可与今本互勘。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也说:“此本早于诸本,且是奉敕校正,可谓善本。以此本与后世诸本相校,既可正它本之误,亦可依其文字承继探究宋本《史记》的版本系统。”他又列举此本《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中22条例子,证明此本“多可正后世本之误”。从多方面的研究来看,景祐本此二处的异文,较今本及其他版本的文义更加通顺,可以认为是正解。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就是景祐本本身的校勘成果,但景祐本所具有的版本价值,不应小觑,我们还应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在景祐本之后出现的是《史记》14行小字《史记集解》单刻本,以上是北宋本。南宋《史记》版本众多,计有《史记集解》单刻本的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淮南路转运司刊本、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本;《史记集解索隐》本的南宋绍兴杭州刻本、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本、淳熙三年(1176)张杅桐川郡斋本、淳熙八年(1181)澄江耿秉重修桐川郡斋本。以上七个本子,今传世本中多半无序文,故不经过各本间细致的对勘,就不能洞悉其校勘情况。有些本子,其校勘情况在牌记中就有所反映。如南宋绍兴十年(1140)邵武朱中奉本目录后有三行牌记:“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刊行校勘即无讹误/绍兴庚申八月朔记”。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对朱中奉本所下的结论是:“朱中奉本以杏雨藏本为底本,参较其他刊本而成。”南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刻本有“建安蔡梦弼傅卿谨案京/蜀诸本校理寘梓于东塾”等四处牌记。如此皆表明这些版本刊行时,都有过使用其他《史记》版本进行校勘的情况。

上述版本中最后的两个本子有序保留,从中可以窥见一些校勘情况。张杅本有序文曰:“一日与友人沈伯永语及前代史,则以为先秦古书以来,未有若太史公之奇杰。班孟坚已不逮,而况其余乎。因搜笥中书,蜀中所刊小字者偶随来,遂令中字刊之,用功凡七十辈越,肇始四月望,迄六月终告成,伯永请予序,予谓太史公书安敢序,当书岁月、识目录后可也。然其间删削是正者,不可不书,旧注谓十篇有录无书,后褚少孙补之,其文猥妄不经,芜秽至不可读,每翻阅至此,辄败人意,不知何人遽续而传之,凡少孙所书者,今皆删阙之,然其间亦有可喜,如日者传,则大类庄周书,意其皆本书之残缺者。少孙因以附益,今则以注字别之,或可见其遗意。……或谓太史公取《尚书》语辄更定以为非是。予谓不然,书虽经孔子所定,然其文皆史官所记,故唐虞三代之书,语皆不类,则非一人之可知矣。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史。安可必有同哉。太史公迈往之气,渡越前古,意欲自成一家,故取书所载训释其义,而定以今言。若悉如书之语,则曰不类。故特裁正而不辞,盖更易旧史官之书,非遽变孔氏之书也。”从中也可见张杅对旧本不仅有删节,也有校改的情况,校勘上也有一定的价值。

耿秉本有跋文云:“淳熙丙申,郡守张介仲刊太史公书於郡斋,凡褚少孙所续悉削去,以尊正史也,学者谓非全书,怀不满意,且病其讹舛,越二年,赵山甫收郡,取所削别刊为一帜,示不敢专,二观者复以卷第不相入览,究非便置而弗印,殆成弃物。信乎。流俗染人之深,夺而正之,如是弃难,然星之於月,其不侔亦昭昭矣。屏之使不得并,孰若附之其旁,则大小较然,不意愈尊乎。别以所续从其卷第而附入之,两存其版,俾学者自择焉。其讹谬重脱,因为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望日毕工,澄江耿秉直之谨书。”可见此本不仅力求回复旧本的原貌,而且也有版本的校勘。通过具体的校勘,笔者注意到耿秉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此本所收《索隐》较南宋蔡梦弼本、南宋黄善夫本多出40余条;其二是耿秉本比明毛晋汲古阁《索隐》单刻本的脱误要少。因而此本的校勘价值较高,同时,也是研究《史记索隐》形成的重要资料。

此后出现《史记》三家注本,即《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本的南宋庆元二年(1196)建安黄善夫本。另外,在南宋景定二年(1261),即蒙古中统二年又有《〈史记〉集解索隐》平阳道段子成刻本。此中统本前有“董浦序”说“平阳道参幕段君子成,喜储书,恳求到《索隐》善本,募工刊行,将令学者,证其违而治其阙,习其旧而知其新”,此本所据底本为南宋本,且据宋刻多加比勘,校勘精审,又与南宋蔡梦弼本、张杅本、黄善夫诸本不尽一致,可谓独树一帜,可正他本之误处甚多。

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元刻《史记》彭寅翁本据南宋黄善夫本刊行,对底本黄善夫本中的讹误也有一些校正。此后元大德十年(1306)有饶州路儒学刻本。在此后国内处于动荡的时局,文化事业恢复的比较慢。大约200年后,一直到明代天顺年间才有人再次刊行《史记》。此本首行《史记索隐序》下括号内,题“丰城游明大升校正新增”,表明其做过校勘的工作。此时的《史记》校勘已经不仅仅是对《史记》本文的校勘,也包括了对《史记》注释的校勘。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元时期的三家注本《史记》中,出现了简单的校记。黄善夫本、彭寅翁本中,在卷61《老子伯夷列传第一》的标题下,有一个小注,很有意思,其文曰:“监本老子与伯夷同传第一庄子与韩非同传第三/索隐本伯夷传第一老子庄子韩非同传第三/正义本老子庄子伯夷居列传之首/今依正义本”。又卷四《史记》本文“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天命,革殷,受天明命’。”“膺更”二字下,黄善夫本、彭寅翁本有注曰:“监本作受”,指“更”字当为“受”字。卷五《史记》本文“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臣”字下黄本、彭本有注曰“监本作吾”。上引三条史料中的“监本”显然是指宋代的《史记》监本。虽然我们还不可以据此就认为,黄本、彭本这些《史记》版本,一定用过宋监本进行过校勘,但至少可以说明,监本的成果为这些版本所继承。因这三条校记有比较明确的版本依据,较之以前《史记》版本注释中的“一本作╳”的形式的提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似乎上述几条校记,可以看作是《史记》校勘成果中保存到今天的最早校记。

可见,此时的两本可能用过宋监本进行校勘,或者至少两本的祖本用过宋监本做过校勘。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直接引用宋监本的实例,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这是黄善夫本的底本中所拥有的校勘成果。而黄本、彭本的这三条小注,可以认为是承袭徐广注之后的具有校记意义的发明。在《史记》校勘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这三条最早出现在黄本、彭本以前哪个版本中,将是进一步梳理《史记》版本以及进一步了解《史记》校勘史的关键。

宋代考订《史记》的工作更加深入,在诸多《史记》考订著作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史记》校勘成果。最有名的著作就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关于此种情况,近时有史明文《宋代校勘〈史记〉初探》一文,介绍的比较详细,这里就不多加说明。

其次,明代的《史记》校勘。明代《史记》版本众多,如三家注本中的廖凯本和著名的“嘉靖三刻”(明嘉靖四年王延喆本、明嘉靖四年柯维熊本、明嘉靖十三年秦藩本)以及官刻本的四种南、北国子监刻本。从这些版本的序文中,都能发现校勘的影子。如明代最早的《史记》三家注本—廖凯本有序云:“乙亥秋,随侍家伯出镇关西,遂谋於梓。用畅夙怀,然其所有,則《纪》、《表》、《世家》、《传》,而《八书》逸焉。间虽补之缙绅所藏,则讹文已甚,脱简弥滋,於是殚心穷思,日就月将,参眂群册,段以至理,颇若苟完斯典,不坠前闻。”王延喆本有跋云:“延喆不敏,尝闻于先文恪公曰:《国语》、《左传》,经之翼也;迁史、班书,史之良也。今吴中刻《左传》,郢中刻《国语》,闽中刻《汉书》,而《史记》尚未刊行。延喆因取旧藏宋刊《史记》,重加校雠,翻刻于家塾,与三书并行于世。”柯维熊本卷首有嘉靖四年铅山费懋中《题新刻史记》云:“白鹿洞本无《正义》,陕西本虽有之,而《封禅》、《河渠》、《平准》三书特缺焉,柯君悉为增入。”陕西本即廖铠本,可见,柯本在校勘时,应当使用过廖铠本,在刊行时还借鉴过元刻彭寅翁本。

明代官刻《史记》也是值得我们给予高度关注的版本。最有名的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明代国子监刊本《史记》。这些《史记》版本对后世《史记》版本也有很大的影响。现传世的明国子监刊刻的《史记》,共有四个版本,这四个本子都是三家注本,虽然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对三家注都有删节,但它们作为官刻本,其校勘成果还是比较突出的。

明后期刊行的《史记评林》,此本的底本是柯维熊本,此本在校勘中,使用了宋本以及当时流行的《史记》版本,如明监本(余有丁本)等版本。对于《史记评林》版本价值的评价,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可以说褒贬不一。《史记评林》在校勘上的贡献,应当给予应有的评价。清人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五“《史记》杂识”说:“《史记》明刻本集解索隐正义皆备者,以震泽王氏、莆田柯氏本最善。评林本”(指万历四年吴兴凌稚隆刻本)藏书家不以为重。今以乾隆四年殿本校勘,乃知胜监本多矣。凡例言以宋本与汪本(当即柯本)详对,非虚语也。”而此本在明清时期,学界称之为“湖本”,是学者常用的《史记》版本。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以此本为底本,近代以后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之初,也曾以日本翻刻的《史记评林》作为工作底本,都可以说明其校勘方面的贡献。

明末出现的刻本《陈太史评阅〈史记〉》中,每卷末皆有《考证》,对《史记》进行专门的考订,其中有校勘的内容。此本每卷末皆有《考证》,题“××考”。如“周本纪考”。其中引用“洞本、湖本”来校勘,湖本是指明刻《史记评林》;洞本则指明刻《史记》白鹿洞书院本。明刻《陈太史评阅〈史记〉》是所见到的最早对《史记》版本之间进行校勘,并在校记中明确指出具体版本依据而传世的著作。此本的“考证”虽然不完全是使用《史记》版本的校勘,但其开启风气之功,是值得注意的。以后《史记》校勘中,常使用此本,可见此本的校勘水平。

众所周知,明代《史记》考订著作众多,各家《史记》考订的成果被大量吸收在明刻《史记》各版本中。从明嘉靖十六年(1537)《史记题评》、刊行后,这种加入大量诸家评论及考订的《史记》版本,风行一时。明代的官刻本万历二年余有丁本,也受其影响,就采取了当时民间刻本的做法,吸收各家评论与考订。此种风气,以上述的明万历四年(1576)著名《史记》版本《史记评林》的刊行,达到了顶峰。

再次,清代的《史记》校勘。清代《史记》版本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武英殿本《史记》,此本似乎是受《陈太史评阅〈史记〉》的影响,在每卷末设“考证”,主要针对版本文字的异同展开议论。清武英殿本《史记》的底本是明刻北监本,因为明北监本存在着缺失,此本据明刻王延喆本作了大量的补充。但此本却没有对其使用《史记》版本资料的进行说明,更没有说明补充本的名称。据张元济《校史随笔》统计:“殿本《正义》全脱者尚有五十二条,不全者四十二条。馆臣既知《正义》独赖王本之存,何以不悉数采录?殊不可解。”此本中的“考证”的主要作者是杭世骏,此本对《史记》及三家注进行校勘时,主要使用先秦古籍以及后来学者的成果,也使用了《史记》版本资料,如卷七《史记》本文“项梁尝有栎阳逮捕”,“考证”云:“诸本皆无捕字,惟北监本有之”。这个结论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水泽利忠说:景祐本、蜀大字本、南监本也有“捕”字。不过,如此的校记在“考证”中是极少的,因而关于其使用《史记》版本资料的情况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张文虎在其《史记校勘札记》跋尾中说:“新刊《史记》本文及注,皆不主一本。”表明金陵书局本和武英殿本并无直接的联系,言语中显然对此官刻本有自己的看法,也可见殿本在校勘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清代是考据学发达的时期,对《史记》的考订,有突出的贡献。如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读史杂记》、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古史拾遗》,梁玉绳《史记志疑》等著作,钱泰吉在《甘泉山人槁》中有专文的论说。其中都有使用版本资料进行校勘的情况。此种情况已经为学界所熟知,故亦不做更多的解说。

总之,以上《史记》各版本在刊行中,皆有比对旧版进行校勘的活动,其校勘成果当然值得注意,只是这些成果散布在《史记》各版本中,进行全面整理的工作极为困难,造成目前学界还没有对这些成果进行全面的梳理,因而其成果的实在情况还不是很清晰,这些都阻碍着《史记》校勘的进一步发展。

近代之后的《史记》校勘

在近代之后,随着《史记》不断的出版、刊行,推动着《史记》校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特点就是从宋代出现的专书《史记》“刊误文字”的传统,得以再次发现,在此后其传统得以接续流传,而且涌现出众多优秀的《史记》校勘成果,同时,其中一部分成果以专书的形式在学界流传是一个新的形式,作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的出现,表明《史记》校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史记》校勘,随着《史记》在不断的刊行,在此时期已经成为专门之学,出现专门的著作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变化,对后来的《史记》校勘有着很深的影响,并直接指导着后来《史记》版本的刊行工作。

作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史记》的校勘达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校勘学在校勘实践中,理论的梳理从不自觉进入自觉的过程。作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此类校勘记主要是以《史记》版本间的校勘为主体,即以探究版本间的异同作为著作的主要内容;二是在言及《史记》版本异同时,都是明确地指出各版本的具体名称,来具体说明各版本的异同,而不再使用徐广式的“一本作╳”,或黄善夫本、彭寅翁本式的“监本作╳”等比较模糊的版本称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勘记。这些《史记》校勘记专书的出现,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史记》本文及三家注的错误,提示人们的注意,而且也为人们利用前人的校勘成果,对《史记》作进一步的校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同时,也为人们总结校勘学的理论方法,提供了良好的素材。笔者还注意到,在近代之后的《史记》刊行(包括排印或影印)中,后来引起学界注意,并广泛使用的有名《史记》版本,几乎都有《史记》校勘记问世,个别没有形成校勘记的《史记》版本,或许也是格于时势的原因。接下来,就以其刊行的顺序展开说明。

清代最有名的《史记》校勘著作,或者说校勘记,是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清同治六年(1866)金陵书局刊行《史记》,清同治九年(1870)完成。张文虎参与《史记》的校勘工作,著成《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五卷,这是《史记》校勘的巅峰之作,就其使用的版本而言,达到17种之多,其中有五种宋本。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史记》校勘记,还有一些不太知名,但也必须提及的著作。如丁晏《〈史记〉毛本正误》,使用了明刻的各本对毛晋刻《史记》集解本进行校勘;此外还有刘光蕡的《史记》校勘记。刘氏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校刊《史记》,并专门撰写、刊行了一部校勘记,其中除了引用前人成果及文献资料进行校勘之外,此书所用的一些校本资料,如有明刻本中的柯本、湖本、南北监本、明末毛晋汲古阁集解本、清武英殿本数种,刘氏注意到明刻四种监本中的区别,称呼上使用了“明监本”、“北监本”、“南监本”的称呼,在校勘中注意到了明刻南北监本的差异。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记载,王舟瑶曾撰《宋蜀大字本〈史记〉校勘记》130卷,稿本,藏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可惜,此书也仅仅是以稿本流传,未能刊行,很是遗憾。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顾颉刚与徐文珊、赵澄等先生致力于整理《史记》。最后在1936年出版了《史记·白文之部》(全三册),此本为白文本,无注释。此本的底本是湖北崇文书局仿刻明王延喆本,并以金陵书局本加以校勘,在行文中,时有校记出现。此本每册的卷末附有“《史记》白文读者勘误表”可拆表格一页,意在请购书的读者发现此本的错误,用此表将此本的错误告之点校者。《史记·白文之部》的出版,并不是上述诸位先生《史记》校勘、整理工作的全部,而仅仅其工作的一部分。顾颉刚先生在此书的序文中说:“白文之部”完成后,是做《史记》的索引,而后是对《史记》三家注的进行整理,“继是以往,将一揆先后终始之要,若《校勘记》,若《序录》,若《考证》,若《年表、地图》,期于次第为之,先以确定其内容,然后博挹诸家,裒为《新注》,更增其所必增,汰其所必汰,作为《〈史记〉改定本》——次非尽去旧本而代之也,将与之并行,使人比类而观,就才、学、识、德四者以别汉人与今人之短长高下与弘隘浅深焉。国家不亡,我辈不死,速可十载,迟至廿年,谅有以偿斯夙志;否则有待于后之人矣”。徐文珊先生也在此书的序文中说:“对于《史记》一书计划中的工作,据顾师的意思还有考版本,作校勘记,作年表,化地图,做新注种种。”从中可以看出,顾颉刚先生的确有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整理《史记》的全面计划,最初是通过收罗《史记》各种版本,并进行考订,再通过全面的《史记》校勘,形成一个完备的《史记》校勘记,最终则要完成一个《史记》新版本,这应当是他的最大愿望。

大致与顾颉刚先生同时,张元济先生完成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史记〉校勘记》,也是《史记》校勘记的杰出著作,虽则张先生所使用的版本不多,只有旧宋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单索隐本、明刻王延喆本、刘承干翻刻淮南转运司大字本、清武英殿本等,不过五种,但因其工作底本是南宋黄善夫本,而事半功倍。同时,张先生几乎逐字的校勘,也是《史记》校勘史上前所未有的方法,因而此校勘记所保留的资料,不仅全面地反映了校勘中所使用各本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可以从中得到其差异变化的规律,堪称《史记》校勘史上的经典著作。

1957年台湾影印出版了宋刻《景祐本〈史记〉》,同时也有龙良栋先生《景祐本校勘记》问世。景祐本《史记》为存世最早的《史记》版本,对其进行校勘,当然有极大的意义。此校勘记的特色,一是景祐本的坏字、缺字标出,二是开列刻工名于文末,其中有分列新、旧版的刻工名,有益于后人进一步的校勘。然而此校勘记,亦不无缺憾,表现为作者对《史记》版本的总体情况不甚了解,对《史记》版本的源流也很不清楚。因此,作者所使用的校勘版本仅有百衲本、武英殿本、泷川本、吴汝纶本,再有其他校勘杂记等。而且此书的对校不全面,导致出校内容不多,全书的篇幅过小,亦就不能全面反映景祐本《史记》的特色,以及揭示此本与其他各本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此校勘记没有更有效地突出景祐本所具有的版本价值。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史记》。这个集中了当时国内一流学者点校整理的本子,以清代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又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可以说是《史记》的一个全新版本,因此,问世之后,成为海内外发行量最大、最通行、最有影响力的《史记》版本。可惜,此本没有校勘记行世,也就无法全面了解其校勘成果,是其最大的缺憾。

此时期的《史记》校勘,在海外学界也卓有成就。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全面总结《史记》研究成果,形成了二部有名的《史记》研究著作,它们也是《史记》校勘的名著,即《博士家〈史记〉异字》、《史記考异》。编撰者是当时日本加贺藩的儒学者大岛贽川、大岛桃年父子。大岛桃年(1794—1853)为贽川的长子,袭其父的俸禄,继承家学。日本文化年间(1804—1817),加贺藩欲校刻中国的二十一史,贽川曾任史局总裁,其间贽川涉猎公私所藏史书,为刻书作准备,编成《博士家〈史记〉异字》,但校刻未成,史局即告关闭。此后,桃年继承父业,编成《史記考异》14册。

《史記考异》采用日本宽永十三年(1636)八尾助左卫门刊《史记评林》本作为自己的工作底本,校勘日本幕府及各诸侯所藏二十余种《史记》版本中文字的异同。日本安政二年(1855)《史記考异》完成,这部《史记》校勘的专门著作,大致和中国学者钱泰吉(1791—1863)的《〈史记〉校勘记》同时问世,但其所用以互校的《史记》版本则远远超过后者。与此稍后张文虎校勘《史记》,所用旧本,少于《史記考异》,而且张氏所据诸本中,没有宋元版的三家注本,只有明刻的“嘉靖三刻”,就资料而言,可谓不备。所遗憾者,与张文虎的《札记》相比,《史記考异》一直没有刊行,所以它的影响远不如张氏《札记》。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二战前《史记》全面校勘的突出的成果,二战后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则是反映了《史记》校勘的最高水平,据笔者的统计,他在《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中,共使用数十种《史记》版本对校,将各本的异同反映在一书中,同时也将各本的校勘成果反映出来,实际上是一部对《史记》的各主要版本做近乎逐字的对勘,并列出的诸版本异同的大型校勘记。

日本学者池田英雄《史記学50年》如此评价此书:“水泽利忠著《史记会注考证校补》130卷(全九册,史记会注考订校补刊行会版,第1—8册1957—1961年版,第9册1970年版),其以泷川之《史记会注考订》为底本。以著者亲见之《史记》古钞本、板本及先人的《史记》校记,对《史记》正文及三家注进行了缜密的校勘。其最大特色是采用了极多的资料。使用了日中两国所传存的注本30余种、校证资料40余种,特别又从日本传存的20余种古抄本中,增辑《会注考证》未载录的《正义》佚文200余条,向来《史记》校记以清代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为最善本,而《校补》多采张氏未能见之中国《史记》版本第一等的资料‘南宋刊三注合刻黄善夫本’,又据‘南宋绍兴十年刊大字集解本’等,再据日本传存的各种古抄本,由此,此书的成就巨大,其校勘价值则远在张氏之上。古今此类书中,此书可谓最完备之作。”

近代之后,《史记》考订著作数量更是猛增。崔适《〈史记〉探源》、王叔岷《〈史记〉校证》、施之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陈直《〈史记〉新证》、韩兆琦《〈史记〉笺证》等著作中都有进行校勘的情况。不过总的来说,此类著作主要是使用其他相关文献校勘《史记》,是全面考订《史记》文字、史事的著作,并不是纯粹意义的校勘著作,因其中使用的《史记》版本资料不多,就校勘的方面来说,其成果不突出,不足以与此时期成为专书的《史记》校勘记相抗衡。故而对这部分的成果就不展开论说。

除了上述情况之外,历代学者皆有在《史记》版本中添加批语的习惯,其中很多是关于校勘《史记》的内容和成果,比如张文虎校勘《史记》时,就使用过吴春照批注柯维熊本《史记》、汪远孙批注宋本《史记》。另外,日本所藏《史记》诸版本中,保存有历代日本学者的大量批注,知名日本学者泷川资言从这些批注中发现了为中日学界注目的“《史记正义》佚文”。关于《史记》版本所保存的此类学者批注问题,因其来源、流传极为复杂,非专文不能述其详,故不再展开说明。

结语

《史记》校勘工作目前的整体水平还不能适应《史记》研究的发展要求,还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同时,《史记》的校勘,应当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即前人的《史记》校勘,往往受到《史记》版本资料的局限,在对校勘各本的版本源流情况还不清楚的情况就进行校勘,效果不好,有过许多的重复劳动。近日《史记》主流版本资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而且在学界的多年努力之下,目前《史记》主要版本的源流已经基本澄清的情况下,对《史记》所做的校勘应当是全面的校勘。其方法就是尽可能多地网罗《史记》的各类主流版本,以《史记》版本源流为基础,首先是进行《史记》版本中属于同一系统版本的校勘,以澄清《史记》在历代翻刻以及流传中所造成的讹误;其次是进行更广泛的《史记》版本各系统之间的校勘,以发现《史记》版本内各系统件的异文。如此才可以说明今日《史记》版本中的“异文”,哪些是历次翻刻及流传形成中的错误,而哪些是承袭旧本的结果。有了如此的基础,才能为形成《史记》更好的文本创造良好的文献条件,向着顾颉刚先生所说的“《史记》改定本”的方向前进。

(安平秋,北京大学教授;张兴吉,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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