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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司马迁思想研究综述(1997—2006)
2014-09-11 13:19  

卜超、金家诗、王琳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对司马迁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80年以后。鉴于已经有学者将1997年以前司马迁思想研究成果作了综述,而1997年以后却没有此方面的文章,故本文将近十年(1997—2006)司马迁思想研究情况,加以概略地评述。

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

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很少有人深入地研究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建国后,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才被学者们所注意。特别是近十年来,对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的论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历史哲学思想的内容、原因及渊源的探讨

崔荣华认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中存在“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两种思想。他从学术、发展、认识、师承、史料、社会背景角度对《史记》的十二本纪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得出“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是以天人相分为主流”的结论。陈业新从司马迁对“天命”的既相信又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探讨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多重性内容及其原因,认为“司马迁这种矛盾观出现的原因在于其在考察历史具体发展进程时,企图从客观上探求全部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这就造成了其历史哲学思想中的多重性。崔存明从《史记》写作宗旨出发,认为“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张强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来源于五个方面,即“道家学说、史官之学、儒家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和诸子百家学说,在融合了诸种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天人学说。其特点是:天包容着天命和非天命两种因素,但特别注重的是人事”。与张强研究角度不同,刘银昌从司马迁所处时代的思潮对司马迁的影响角度出发,探讨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的渊源。

二、对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的特色进行研究

对这个专题研究的学者很少。郑万耕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从哲学史角度研究了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特色。他从司马迁对哲学流派的评判态度、论孔子的历史地位、论先秦哲学流派的起源和演变,以及《史记》的写作方法等情形分析,指出司马迁的哲学史学特色:用通变的观点观察学说的兴衰史,将学说的兴废同政治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进行动态的考察。与此相适应的是,创立评传体的哲学史写作体例。

三、对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和儒道关系进行考察

这方面的研究,总结起来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儒家思想是其历史哲学的基础。米文佐、傅满仓认为“司马迁思想中有着浓厚的道家思想,但这种思想并不占其思想的主导方面。其根本思想仍然是儒家”。文章从司马迁在李陵一案中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其著史经过角度,分析了其言行和思想中所显露的儒家思想。许凌云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他探讨了司马迁思想的旨趣和价值观。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对儒家思想和道家黄老思想的批判综合。司马迁的思想是司马迁自己的思想。但其主要思想倾向于儒家学说”。与之相反的则认为是道家思想占据着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曹东方、徐淑梅从司马迁师承出发,指出“司马迁虽曾就学于董仲舒,却未尊崇儒学,甚至与儒家思想有较大的距离。司马迁的思想体系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王萍分析了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写作宗旨,认为司马迁是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的。并研究了司马迁道家思想的具体内容。纪晓建从《史记》的体例出发,分析了吴太伯为“世家”之首,以“伯夷”为列传第一的原因,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司马迁以道家思想为主所造成的。《史记》在内容上处处显示着对老子‘无为’‘轻刑’‘寡欲’观的推崇;对道家唯物论、辩证法、变化因循等哲学观的继承和发扬。”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思想是自成一家的,是在吸收多家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刘蕴之先生认为“司马迁作为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其思想是复杂的,并不能用当时的各家学派学说加以规范”。罗建军从司马迁与道家学说的关系,论述其对老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四、对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与《周易》的关系进行考察

对司马迁与先秦时代的思想进行考察以研究司马迁的思想一直是历代学者研究的一个途径。从这个角度研究的学者以张涛、郑万耕为代表。张涛《司马迁的易学思想》)认为司马迁史学的基本思想是易学。易学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哲理基础。《周易》的忧患意识、革故鼎新思想、德治精神及尚贤、养贤思想等在司马迁那里均有所反映。郑万耕对此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史记》深受《周易》的影响,并分析了《周易》思想在《史记》中的具体表现。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研究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成为研究司马迁的热门课题,对司马迁经济思想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可谓空前。特别是近十年来,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的学者数量与领域的拓宽更是呈正比增长。

一、宏观上的研究

近十年主要对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内容、评价及渊源进行研究。关于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物质经济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作用。第二,财富观念:司马迁公开提出社会各个阶层人们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财富,肯定农业重要性同时也肯定工商业对国民经济的不可或缺性。第三,国家应采取经济放任自由为主的政策,同时不完全否认国家干涉的作用。第四,肯定追求物质利益,追求享受是人的本性;在追求利益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贫富不均现象。第五,宣扬欲望动力说,批判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

也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对司马迁经济思想内容进行了研究。张连举认为司马迁经济思想包含了对商品经营者品质的要求,如商人应具有“信息意识、便民意识、质量意识、创业意识、预测能力、决断能力等,这些思想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汤其顿、武俊燕提出司马迁经济思想包括四业并举的经济观、因势得导的管理办法、货畅其通的市场意识和因地制宜的地域经济思想;陶家柳则提出了“致富多道论和价格涨落论观点”;冯华从市场经济角度研究了司马迁经济思想,认为司马迁经济思想中还包含着“肯定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的思想”。

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学者们大都肯定其进步性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借鉴意义。聂翔雁认为司马迁思想的进步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重视对社会经济的记载;第二,强调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是客观存在的;第三,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多业并举,共同致富”。李爱军和于淳善认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以伦比的事,对当前市场经济建设也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何梅琴指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将社会生产劳动与政治上兴衰治乱进行联系,而非孤立分析,这是难能可贵之处,具有了朴素唯物论的性质”。

关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渊源,刘蕴之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与儒、道、法三家俱有渊源,他较多地吸取了管子、老子与荀子的学说,而把孟子、韩非子的思想当成了反面的参照系”。马涛认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是来源自“对孔孟自由经济思想的继承,主要表现在孔孟皆倡导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对商业和商人都持相当尊重的态度,提倡商业经营自由,但反对为了利益,不顾社会规范,司马迁正是受到这样的启发,才主张既发展工商业,肯定商人的作用又反对那种弄法犯奸而富的行为”。

二、微观上的研究

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商思想。这方面的代表为龚启耀,他认为“司马迁是古代重商思想最杰出的代表,司马迁以‘欲利说’和‘社会分工论’为思想基础,阐述了商业的社会经济职能及其与政治的关系,正面树立了商业经营者的形象”。二是生产经营思想。张文明认为,司马迁的生产经营思想主要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经营;第二,努力认识并把握经济规律;第三,做好分析预测工作;第四,知人善任,敬业诚一”。李瑞娥与李春米则从我国现代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角度出发,探讨了司马迁关于规模经营的观点:“第一,规模经营必须以一定数量的资本为起点;第二,注意规模经营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第三,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特点,将规模经营与社会分工、生产专业化结合起来。”三是经济管理思想。这方面的成果在这十年里显得非常突出。朱瑾认为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道家的“法自然”,在此基础上司马迁提出了国家经济管理思想:“善因论”和“通变论”。文章称赞司马迁:“司马迁因为对自由放任主义的宏观管理思想体系和工商业微观经营管理经验的总结,从而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魏代增指出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为:“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农、工、虞、商四大经济部门不可分割,”因此管理国民经济要“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具体的管理方法为“取与以时,而息财富”。韦苇指出:太史公笔下的“西部区”与今天的西部地区有相吻合之处,他对西部的资源优势也有所提及。西部的发展要因地制宜,不拘一格。

司马迁民族思想的研究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是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建国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不多。从80年代起特别是近十年,随着中华民族崛起,司马迁的民族思想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注意。

一、司马迁民族思想的基本内容。杨明认为: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开创少数民族传略先例;第二,《史记》反映的‘华夷之辨’的思想;第三,《史记》以文化差别辨华夷的思想;第四,《史记》的大一统思想。其核心是以文化高低区别民族的进化思想,渴望中国一统,民族间如兄弟的思想。”对此持赞成意见的还有张新科、池万兴、汪高鑫等。王盛恩认为司马迁的民族观基本内容主要是“华夏与四夷都是黄帝子孙的诸族同源观和华夷有别的华夏中心观,其中重点强调节器以华夏为中心的民族观”。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民族观主要为:“民族等列思想”。曲哲、庄啸认为:司马迁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在追溯历史中准确概括了中华民族之“人文化成”的文明创造精神,阴阳相推的“变易”史观和思维模式及“义然后取”人生价值取向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司马迁民族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张大可指出:“司马迁进步的民族统一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个人的天才创造,而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这一思想来自秦汉封建大一统的完成和巩固,来自汉武帝推行的民族地区郡县化政策的影响,来自对民族地区的亲身经历和考察”。刘春华认为:“儒家关于民族的认识是司马迁民族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三、对司马迁民族思想的评价。张大可指出:“司马迁首创民族史传,区别国内外民族,各民族史传独立成篇这一系列体例,不仅反映了他的博学和才华,而且更重要的反映了他的杰出的思想和史识”。阎崇东指出:“司马迁在中国民族史上的作用和贡献是巨大的,他用自己的记述为我们确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观念;首创民族史传,为我们研究周边各民族,甚至周边各国的历史创造了条件……其搜集和整理的民族史方面的有关资料,为民族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陈兰村也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构建的民族精神,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发掘了中华民族的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又把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以及提高民族成员思想道德素质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家发提出“司马迁的大一统的民族观对中华民族大融合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司马迁人文思想研究

近十年来,对司马迁的人文思想研究不断深入,有了一些数量的论文。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多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的。

一、司马迁对“人”的认识

杨燕起从思想理论和社会现实的角度,论说了《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一历史意义。赞扬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认识到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是史学成长体现自觉的一种标志,并对以后的史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影响”。林志杰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角度,论说了司马迁对人民群众群体力量的认识。他认为“司马迁在考察任一时代历史变动时,最终的落足点都是放在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上;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司马迁对统治者都是如实地进行记载、揭露和批判,与之相对的是对广大人民的态度则是同情和歌颂。这体现在《史记》所运用的材料、语言文字以及对确定的纪传人物的褒贬上”。刘兴林则从生命本质的认识角度,论述了司马迁对生命价值的认识:“超越生死荣辱,充分实现自我,以儒家的三不朽精神为主体”。陈晓芬、徐延庆等学者对这种观点也持相同和类似的看法。张黎认为:司马迁对于生死的看法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与他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

二、司马迁人文思想的内涵及渊源

赵明正《论〈史记〉的人文精神》、《〈史记〉人文精神溯源》分别从《史记》的体裁、社会结构、内容和天人关系方面论述了司马迁的人文思想。指出:从体裁上,《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司马迁不仅把所列传的人物作为历史的人来看,而且还把其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广泛的人物,并对所写的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在社会结构上,整体地反映出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内容上,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在天人关系上,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重才智,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同时,赵明正还从文化渊源、时代热情、个人悲剧三个方面探讨了司马迁人文思想的渊源和形成过程。指出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潮和理性传统是其历史渊源。重人爱才的时代热情更进一步促进了司马迁人文思想的形成。最后,其个人经历使他能摆脱对专制政体和君王的依附关系而独立思考“人”之为人的生存出路和价值取向。人本思想作为人文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赵玉柱指出:“司马迁的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位书写历史;以人为本位选取评价历史人物;以人为本位衡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在《史记》中具体表现为:体裁上首创纪传体;以人为本位记载历史和对利进行正面评价。冯一下则从中国古典人文主义角度探讨了司马迁的思想,认为司马迁思想中的“人本、人道、人性均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持相反意见的以常春为代表。他从现代性基本内涵出发,从现代人文精神的内在框架角度论述了“司马迁与现代人道观、现代个人平等观、现代自由观和现代理性观的异同,认为司马迁并不具有现代意识。”郑振邦,郑红娟则认为:“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史记》的根本原因。

三、司马迁的社会发展与建设观点

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司马迁“礼”的社会作用的看法,二是对司马迁德政思想的探讨。李禹阶指出,“司马迁以‘礼’‘德’作为社会整合的武器,将人作为进行社会控制的主体,看到人的价值观及心态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此同时强调社会组织系统中经济发展与思想观念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作用,强调在社会控制中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同一”。杨宏从礼之源、礼之用、礼治理论方面对司马迁的礼学思想进行了分析,认为“司马迁的礼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儒家礼学有契合之处”。雷建平探讨了司马迁反暴抗虐思想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认为这种思想的形成是“司马迁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历史上刚正史官以及‘李陵案’的影响造成的结果”。沈治浩从司马迁德政思想入手,探讨了司马迁对执政者提出的要求:第一,执政者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第二,执政者必须礼贤下士,选贤任能;第三,执政者要明确各种官职的权限和责任;第四,执政者要赏罚公正,以德选吏。

总之,近十年来,司马迁思想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关于司马迁经济思想和历史哲学思想研究的某些文章没有新意,多是重复性研究,没有能继续深入下去。二是对司马迁的思想研究没有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长久的规划,多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问题。三是对司马迁的人文思想的研究刚刚展开,这方面特别缺乏有创新意义、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因此,如何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对司马迁思想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发挥其思想的时代价值,就成为当代研究司马迁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

(卜超、金家诗、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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