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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多年来美国的《史记》研究
2014-09-11 13:24  

吴原元

早在1840年,美国传教士就在其主办的《中国丛报》上刊载译自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所撰的司马迁父子传记。自此以后,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叙述学典范的《史记》,一直吸引着美国的中国学学者。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关于《史记》的研究著述蔚为可观,已然发展成美国汉学界的经典研究领域。有关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的《史记》译介与研究概况,美国学者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Jr)曾于1996年在《亚洲文化》(Asian Culture)第1期上发表《西方百年〈史记〉研究》一文进行了系统总结。基于此,本文以1996年以来美国汉学界的《史记》译介与研究情况为中心,简略介绍最近10多年来美国的《史记》研究动态。

《史记》的译介

1930年代,美国学者卜德(Derk Bodde)先后出版了《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1938)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中三篇秦代(公元前255—前206年)的传记》(1940),这两部著作主要是将《史记》中与秦代相关的人物传记翻译成英文后再加以论述。继此之后,美国学者华兹生(Burton Watson)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选译了《史记》中有关汉代人物本纪与列传的66卷(其中全文翻译57卷,节译9卷)。华兹生翻译《史记》,旨在展现《史记》的文学性以及向普通英语读者介绍《史记》,故此他在翻译时特别重视译本的流畅性,尽可能避免注释。这就使得其译本行文流畅、自然优美,具有现代英语散文特征;但与此同时,他的译本自然就难以让主要将《史记》作为史料来源的专家满意。

由于在英语汉学界还没有让专家满意的《史记》全译本,尤其是《史记》中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实的30卷仍无英译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倪豪士等在台湾文建会的资助下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从事《史记》新译。到目前为止,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项目小组先后出版了《史记·汉以前的本纪》(1995)、《史记·汉以前的列传》(1995)、《史记·汉本纪》(2002)、《史记·汉以前的世家(上)》(2006)、《史记·汉代的列传(上)》(2008)等5卷。按照计划,工作完成时,整部《史记》的英译本将达到9卷。由倪豪士领衔的《史记》英译,其目的是译出一种忠实的、具有详细注解的、尽可能可读的、前后连贯的《史记》全译本。基于此,他们的译本保留了《史记》原文本纪、世家、列传等的排列顺序,译本结构为:对中外专家的致谢、序言、使用说明、纪年说明、度量衡对照表、缩写表、译文;在译文下,附有详尽的歧义考证、地点考证、相关章节成书说明、互文考证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及资料依据和词汇对照表等;在每章译文后面,附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相关评注和说明、该卷已有的西文和日文译本书目、关于该卷的中外研究成果等;每整卷译本的后面附有全书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中外文的《史记》版本研究、参考文献、译本、历代注疏、关于《史记》及司马迁的研究、《史记》及《汉书》的比较、其他中文、日文和西文著作等,还包括汉语拼音、汉字及官职英文译文的索引、春秋战国图、秦帝国图等。正因为如此,著名汉学家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如是评价:“倪的译著将更为值得仔细反复阅读……他的翻译将是一个世纪以来或更长时间里最终的英译本。”

《史记》文本的真实性

《史记》文本的真实性,尤其是《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是西方汉学界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有关《史记》文本的真实性仍是美国汉学界的焦点问题。

韩大伟(David B.Honey)于1999年在《中国文学》上发表《〈汉书〉、原稿证据以及〈史记〉校勘:以匈奴列传为例》一文,通过对《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匈奴列传的文本分析、借助信息传播理论中文本与版本间的差异区分,认为《汉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比《史记》中的叙述保存得更为原始。

1999年,马丁·克恩(Martin Kern)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发表《关于〈史记〉卷24乐书的真实性及意识形态的注释》的评论文章,他认为《史记·乐书》这一卷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其日期是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2003年,克恩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再次发表《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相如传与赋的问题》一文,进一步阐述其对《史记》文本真实性的怀疑。他基于对《史记》、《汉书》及《文选》中司马相如赋不同版本的语言学比较以及司马相如传本身所存在的疑点,如司马迁明确将赋这种文学形式作为间接政治警告和讽刺批评的一种尝试,为什么单单关注司马相如的著作而忽视其他同时代作者和著作等,认为收入到现在版本《史记》中的这一卷并不是出自汉武帝时期,而一定是更晚时期或几个世纪以后。总的说来,相互独立的几组证据不能不让人怀疑司马相如传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种异常文本。

倪豪士则在其领衔的译著《史记·汉本纪》序言中,对“一小撮西方学者尝试证明《史记》有部分遗失,其遗失部分是复制于《汉书》”的观点进行驳斥。通过对《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与《汉书》中相同部分的文本比较分析,他的结论为《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是比《汉书》更早的文本。

《史记》的编撰

司马迁编撰《史记》时其文稿写在什么上面?他如何贮备所用文献?他使用了多少草案?是否有助手帮助准备这项工作?对于此类问题,西方学术界偶尔提及,很少系统化研究。近年来,此类问题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倪豪士围绕“《史记》是如何编撰的”这一问题发表多篇论文。他曾于1991年在《早期中国》上发表了《重新考察〈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一文,文章分析了为什么酷吏列传中所具有的年代顺序、共同主题、重复的关键词、传记主题间的相互对照等所有统一的叙述策略在循吏列传中都没有出现的原因,基于《史记》文本本身及文化背景,他认为是司马迁在汉代皇室档案文献中找到被分类为循吏的文本材料,然后对其进行整理成循吏列传。

2003年,他在《通报》上发表了《〈史记〉文本问题的说明以及关于世家编撰的一些思考》。文章认为,《史记》部分是在司马迁指导下由助手帮助编撰的,其中标签在这项工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考察《史记》文本时,发现被高本汉称之为“有依赖卷章”即《史记》关于前汉时期的卷章中存在与其文本没有任何语法联系的句子片断,仅世家就找到十四个。对此,倪豪士给出的解释是:司马迁编撰《史记》时有众多助手,他的助手为汉代以前的部分卷章准备了文本草稿,这项工作可能在司马迁做太史令的头几年期间就开始进行;为文献资料和抄写草稿贴上以日期、个人姓名以及章节标题为主题的标签,不仅是司马迁编撰技术的一部分,“更有可能是,放在顶端的第一片竹简是已写好的标签,表示的是与记录中的标题、日期及人物相关的事件。这些文件被贮存起来,直到被收入进整卷,作为最终组成部分。当成捆竹条从文件夹中取出来,很可能由不同史官或司马迁自己负责最终抄写。这就使得作为标签的日期、人名或章节标题这些字符很容易被抄写进正文中。这就可以为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一种语法问题提供一种解释,也可解释为什么所有句子断片都出现在有依赖性的卷章中”。

2007年,倪豪士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的《缺乏掌声:关于〈晋世家〉与司马迁的春秋之说明》一文,除了探究司马迁如何解读“春秋”一词的意思以及他是如何为了其目的改编《春秋》中的史料之外,着重从《史记·晋世家》中提供例证推测编撰《史记》过程中如何使用《春秋》,以说明《史记》是如何编撰的。他认为,“尽管司马迁在尝试重建某些事件时主要依赖于《左传》,但他经常参考其他传统注释,在重建事件中有一部分涉及对两种甚或更多关于《春秋》传统注释的异文合并;这种重建通常涉及缩写史料文本;有时候似乎并没有仔细地缩写,以致《史记》中有些段落的意思模糊晦涩,这显示有辅助或抄写员之手涉入这一过程”。

编撰《史记》的动机

长期以来,美国《史记》研究界倾向于从两个视角来解读司马迁编撰《史记》的目的:(1)强调司马迁认真而仔细地收集权衡可资利用的史料,以试图客观描述历史人物的肖像;(2)强调激发司马迁决定完成他父亲开启的史著工作的个人动机,即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为父报仇,并为其拒绝采用“可敬的”自杀寻找合理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汉学界有学者就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动机提出了新的解读。

1999年,戴梅可(Michael Nylan)在《早期中国》上发表了题为《司马迁: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吗?》的专论。在这篇长文中,他基于大众对祭祀、孝、著述和占卜所具有的神秘力量的信念,翔实地阐述了司马迁完成《史记》编撰是为了最终实现宗教目的。他将这种宗教目的称为“《史记》的宗教推动力”,认为其具有四个维度:第一,渴望通过旨在保证家族的名誉能被称颂千古的行动表达最高形式的孝心;第二,虔诚的希望在天人之间找到恰当的分界线,作为预言文学变化的范本;第三,不辞辛苦地重申神圣的起源、命中注定的伟大以及中国文化不朽的秩序状态;第四,通过让作为著者的司马父子虔诚沉浸于不朽中国文明之中以寻找到一种能够实现不朽的声名,这样或许可以将司马从普通之人“最终注定要死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1999年,哈代出版专著《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在该书中,哈代认为,司马迁编撰《史记》的主要目标是确认道义原则,并校正过去不道义之处;为此,司马迁拒绝了依年代陈述这一传统模式,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由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部分组成的历史编撰结构模式,因为司马迁敏锐地意识到历史记录并不总能证明道德与人的成功之间存在自然相关性;这种新的断片式体例允许司马迁通过浓缩精简或置换年代、在一定背景中突出强调某些事实、并列重要事件、观点多样化、暗示因果关系、反复叙述单一事件等方式将原始性历史资料制作成连贯的富有深远意义的叙述。这样,司马迁就将历史的准确性和道德性这两大目标完美地汇聚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史记》作为道德解释性工具的作用。

2008年,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在《中国文学》上发表《关键词,著者的意图及解释: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一文,应用新批评主义的方法梳理司马迁写作报任少卿书的意图,认为司马迁有意将其信件作为向子孙后裔交待与其有密切关系事件的遗嘱:为李陵辩护、所遭受刑罚及其著述《史记》之目的;与此同时,他认为司马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主要关注的是耻辱、死节及孝这三个主题,这三个“关键词”亦是司马迁撰述《史记》之主要动机。

倪豪士在总结了西方一个世纪的《史记》研究概况后认为,西方的《史记》研究还存在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彻底研究《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二是更为广泛地考察《史记》文本和其他众多版本的历史;三是完整的英译本。过去十多年里,美国汉学界关于《史记》的研究正是朝着这三个方向迈进,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目标尚未最终实现。未来美国汉学界仍将围绕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并尝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史学博士;转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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