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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史记》传播研究综述
2014-09-11 13:25  

耿文风  金家诗

一部浩瀚的《史记》承载着悠久深厚的中华文明,至今已流传了两千余年,在这两千多年的流传历程中,《史记》在历朝历代的传播面貌是不尽相同的。在整个《史记》传播史上,唐代是极为重要、极具转折意义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此之前,“史记传者甚微”[1]957;自唐以后,《史记》之学,蔚为壮观。唐代《史记》学术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学者王应麟在总结唐代出现的“史记”人才时写道:“《史记》之学,则有王元感、徐坚、李镇、陈伯宣、韩琬、司马贞、刘伯庄、张守节、窦群、裴安时”[2],这是从《史记》研究者角度上对唐代《史记》学术史所进行的最早的梳理,可以称得上是目前所能见的关于唐代《史记》传播研究的最早最确切的历史记载,如此集中的评论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则并未出现。

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分学者和专家开始对《史记》传播课题予以关注和重视,最具代表性的便是1957年陈直在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的《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与评价》一文,该文对唐前《史记》传播的诸多问题做了具体的分析和总结,虽并未直接涉及到唐代《史记》传播研究,但对于将学术视野放宽到这一研究领域起到了引导性的作用。1958年,贺次君的《史记书录》一书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该书是《史记》版本学专著,著录了从六朝至民国时期的《史记》各种版本共计64种,其中唐抄本9种,是一本有很高学术价值而且实用的版本学论著,对于唐代《史记》传播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金发根《论史汉两书之传布》(《简牍学报》1977年第5期)也介绍了《史记》最初流传的基本情况。此后,尽管西方传播学已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过引进、介绍和评介开始进入中国,然而,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拥有两千多年流传史的《史记》而言,其传播研究并未受到这一理论的明显影响,仍然沿用传统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思路,真正将传播学相关理论运用于这一学术研究领域当在21世纪之后。2002年,朱春阳在《新闻爱好者》第3期发表了《〈史记〉的传播艺术》一文,该文简略描述了《史记》内容及其传播历程,认为“主观强烈的传播愿望和客观沉重的传播压力使司马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审视历史”,从而使《史记》本身及其流传显示出独特的传播艺术特点,并且总结出《史记》传播的自身优势为:求实;语言质朴;评述两分,以述为主的篇制等。篇尾进一步指出:《史记》关注平民,“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体现的是传播者眼中对受众群体特征的认识”,是目前能见的最为集中地讨论和阐释《史记》传播问题的学术论文。除此之外,新世纪之初还出现了一系列主要运用接受美学理论来阐释《史记》传播课题的硕博论文,这其中包括應朝华硕士论文《〈史记〉在唐代的接受》(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虞黎明硕士论文《论〈史记〉在宋代的接受》(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王齐博士论文《〈史记〉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陈莹的博士论文《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等等,这些论文大多以西方接受美学为理论参照来阐释《史记》在历代的传播及接受概况,与以往的学术研究相比,虽在一定程度涉及到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运用,但并没有对《史记》传播进行系统的传播学建构。

值得注意的是,接受美学理论与传播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二者都关注人在传播与接受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研究范围内,二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与重合,可以互相吸收和借鉴,然而,接受美学毕竟不等同于传播学,从根源上讲,两者存在着质的区别:接受美学属于美学范畴,更多地应用于文学和美学研究领域;而传播学则是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内容庞杂多样,几乎可以涉及到人类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这就是说传播学较接受美学来说,其研究范围明显要广阔得多,因而用传播学来研究《史记》传播问题与用接受美学来研究《史记》的接受问题是不尽相同的两套研究思路。

就唐代《史记》传播研究而言,前述几篇论文中论述最为集中的是《〈史记〉在唐代的接受》一文,该文选取唐代为切入点,主要以西方接受美学为重要理论指导,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史记》在唐代的接受情况,诠释了重要典籍通过文人的接受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塑造功能,为《史记》研究找到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论著方面成果最为突出的则属《汉唐〈史记〉研究论稿》[3]一书,该书详细论述了自西汉至唐代《史记》传播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汉唐《史记》传播的总面貌,其中关于唐代《史记》传播的介绍是目前所能见的最为详尽的一部论著。书的三四章从唐代学者角度出发,重点探讨了唐代知识分子阶层对《史记》研究的相关情况,虽然并没有全面涉及唐代《史记》传播问题,但对该课题学术活动的开展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在众多期刊论文中,李德元的《唐代奠定〈史记〉研究的坚实基础》[4]一文是最具借鉴意义的一篇,其他涉及唐代《史记》传播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内容较为零散,下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一、关于唐代《史记》学术史通论的研究

如前所述,由于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时间较晚、发展时间较为短暂,目前尚未有专门运用传播学理论来建构唐代《史记》传播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是传统文献学意义上的唐代《史记》研究史的梳理早已开始,很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都提到过相关问题,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前人对于唐代《史记》学术史方面的梳理还是比较充分的,除《汉唐〈史记〉研究论稿》外,比较重要的论著还有:

1.俞樟华著《唐宋〈史记〉接受史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该书主要是在收录應朝华《〈史记〉在唐代的接受》(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以及虞黎明《论〈史记〉在宋代的接受》(浙江师范大学,2003年)两篇硕士论文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上编为唐代《史记》接受史,从唐代接受《史记》的社会条件、唐代史学对《史记》的接受、唐代小说对《史记》的接受、唐代诗歌对《史记》的接受、唐代散文对《史记》的接受等不同角度对唐人《史记》接受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和阐述,认为《史记》对唐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篇末对唐代《史记》接受的特点予以了简单总结。

2.张新科著《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该书第六章着重论述“史记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按朝代展现了《史记》传承脉络及各代的“史记学”学术观念,第二节“唐宋:‘史记学’的形成期”首先介绍了《史记》在唐代传播的主要内容、基本概况和主要成就,认为《史记》在唐代已经得到广泛流传,《史记》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史记学”形成于唐代,“基本符合事实”[5〗107

3.张大可、安平秋、俞樟华主编《史记研究集成》(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本套丛书共14卷,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史记》问世两千多年来“史记学”的发展状况、内容及历程。与《史记》传播研究密切相关的是第十三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它不仅对中国古代史记研究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而且对历代史记研究家进行了一次专门的大整合,其中第三章标题为: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史记》三家注、《史记》的编纂体例及韩、柳对《史记》研究的贡献三个方面论述《史记》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状况,认为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在唐代都是推崇《史记》的。

4.张新科、俞樟华著《史记研究史略》(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对两千多年来的《史记》研究发展历史加以系统叙述,介绍了从汉代到当代国内外《史记》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每一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其中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到唐代《史记》的传播问题,客观上揭示了史记研究的进展和特点,提供了历代研究《史记》的概貌,对一些重大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部书第一次对台湾和邻国日本的《史记》研究状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评介。

另外,杨燕起的《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余论部分收录了作者的《史记研究史述略》一文,对两千多年的《史记》学术史发展轨迹进行了评析,其中对唐代《史记》的传播状况也进行了相关阐述。这一类的著作还包括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郑之洪《史记文献研究》(巴蜀书社1997年版);张大可《史记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

期刊论文方面:陈纪然在《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6]一文中提出,师法相传和亲手传抄是晋唐间《史记》传播的两种重要方式。其他还有杨海峥、费振刚《〈史记〉学史(汉至唐)》(《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2期),金发根《论史汉两书之流布》(《简牍学报》1977年第5期),党艺峰、党大恩《思路及其历史视界:〈史记〉学术史传和〈春秋〉谱系学》(《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张新科《“史记学”史述略》(《固原师专学报》2005年第4期),陆崇泰等《历代对〈史记〉评价之初探》(《长白译丛》1993年第6期),另有王齐博士论文《〈史记〉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王涛博士论文《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张自然博士论文《宋明时期笔记中的〈史记〉考评述论》(河南大学,2008年),王珂硕士论文《论〈史记〉的文献学价值》(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等文章,虽不专涉唐代《史记》传播研究课题,但是在绪论、引言、前言或者论文的部分论述中不同篇幅地提到唐代《史记》传播的相关问题,因而也是十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关于《史记》在唐代传承的具体问题的研究

1.唐代《史记》版本研究:全面研究唐代《史记》传播问题必然会涉及到版本问题,唐代《史记》版本并没有专门著述,前人对于唐代《史记》版本的讨论主要散布于有关《史记》版本目录学研究的书籍或期刊中,这一方面研究成就最大、所取成果最多的当属张玉春先生。张先生在日本曾见到许多珍贵的《史记》古本,其《〈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一书对《史记》版本异文,特别是魏晋六朝异本、唐写本的系统考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第三章内容为《史记》唐写本研究,对唐代《史记》传播中必然会涉及的版本问题做了最详细的介绍。期刊方面张先生撰有《〈史记〉早期版本源流研究》(《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作者认为《史记》得以广泛流传是在魏晋时期,并且指出自汉至唐,《史记》皆为写本。张玉春的另一篇文章《日本藏〈史记〉唐写本研究》(《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1期)从日本所藏的唐代《史记》写本的年代、异文及行格三个方面专篇介绍《史记》唐写本的具体情况,提供了研究唐代《史记》传播问题的重要内容。易平《法藏敦煌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重文研究——敦煌本与〈索隐〉本、景祜本〈史记〉传承关系考略》(《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一文详细考证了法藏敦煌初唐卷子本裴注《史记·管蔡世家》残卷中一些明显的文字错误及重文,解释了重文产生的原因及其所透露出的初唐《史记》夹注本的变化,进而探讨了敦煌本《管蔡世家》重文与《索隐》本及宋本《史记》之间传承与变化的关系问题,论证严密,令人信服。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古籍整理与研究》1987年第1期),易孟醇《“史记”版本考索》(《出版工作》1987年第1—3期),卢中岳《略谈〈史记〉的体例与版本》(《赣图通讯》1982年第2期)等论文的部分内容也可以对唐代《史记》传播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2.《史记》与唐代各类文化关系研究:由于唐代《史记》文化辐射的外延性较大,研究唐代《史记》传播问题还必然涉及到唐代的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特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整理如下:(1)史学及史学教育方面:论著包括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书史地章第一节介绍敦煌出土了一件《史记》残卷,证明了唐代《史记》的部分章节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经有所流传。此外,张桂萍《〈史记〉与中国史学传统》(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钱宾四《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论著中有部分内容也可以作为参考而加以利用。硕博论文有王海燕的硕士论文《唐之“三史科”》(复旦大学,2003年)。期刊方面最为重要的则是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2001年第1期),该文所论述的《史记》与唐代科举制的关系问题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填补了唐代《史记》传播课题的一个重要空白。其他的则包括凌朝栋、王凤英《〈史记〉影响下的唐宋史学与文学繁荣——读俞樟华等〈唐宋史记接受史〉》(《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刘灵西《〈史记〉对唐宋时期文献整理与编纂的影响》(《兰台世界》2010年第5期),杨燕起《司马迁的〈史记〉与中国史学的自觉》(《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1期)等等。《史记》与唐代史学教育关系方面可以借鉴的主要有李良玉的《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任颖栀的硕士论文《唐代历史教育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04年),期刊论文主要是李良玉的《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一文,此文将唐代科举与历史教育相联系,列举了大量史实来证明唐代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而《史记》在这部分内容中则占据了重要地位,科举制极大地促进了历史教育的发展,扩大了史学的传播途径,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促进了《史记》在唐代社会的传播。(2)文学方面:论著方面,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中《试论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指出司马迁对于古文家的宗师作用,认为《史记》是唐宋散文的典范,其句法、章法、笔法为唐宋散文借鉴,审美观等也深深影响了唐宋古文家。另有张天恩《历代咏司马迁诗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周先民《司马迁的史传文学世界》(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俞樟华《史记人物故事嬗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也是极具价值的参考论著。其他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相关论文主要有李宜《从用典谈〈史记〉对唐代边塞诗的影响》(《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吴礼权《〈史记〉史传体篇章结构修辞模式对传奇小说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谌东飚《〈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云梦学刊》2007年第1期),戴红《试析〈史记〉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俞樟华《论史记与古代诗歌》(《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等等。(3)艺术方面:著作主要是牛致功的《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曹之的《中国出版通史·隋唐五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期刊论文方面,张玉春、江君合写的《从历代艺术表演形式看〈史记〉的传播与接受》(《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涉及到唐代“变文”的艺术形式对《史记》传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4)宏观文化范畴方面: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它所依托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同样,考察唐代《史记》传播问题必然不能脱离唐代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因而,凡是与唐代文化诸方面有关的、论及唐代思想文化(尤其是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和论文都可以借作参考,这类书籍包括赵文润等著《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新民《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孙昌武《隋唐五代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张怀承《中国学术通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硕博论文则可参考丁振翠的硕士论文《唐代文化政策研究》(青岛大学,2010年),如此等等。

3.唐代《史记》在国外的流传:《史记》在唐代的传播已经冲出本土的地域界限,开始实现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特别是当时与唐政府往来密切的新罗和日本,有确切史料证明唐代《史记》在这两个国家已经实现了跨地域意义上的传播,并且影响巨大。介绍《史记》在日本流布情况并且论及唐代部分的著作主要有覃启勋《〈史记〉与日本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史记》对日本政治、历史、教育、文学诸方面的全面影响,指出《史记》在公元600年至604年(即我国的隋朝时期)传入日本后,促成了日本古代史书的编撰和史学的诞生。另外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王勇、大庭修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典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也对此有相关介绍。期刊论文方面包括王叔岷《记日本古钞史记殷本纪》(《书目季刊》1968年6月第2卷第3期),覃启勋《关于〈史记〉东传日本的时间起点》(《文史杂志》1989年第6期),覃启勋《〈史记〉在日本》(《文史知识》1988年第12期)等。

三、关于《史记》在唐代相关著述的研究

唐代与《史记》相关的著述是研究唐代《史记》传播课题的重要内容,这其中主要包括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以及刘知几的《史通》三部著作,对这三部著作的研究讨论是唐代《史记》传播研究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傅振伦《刘知几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版),该书简明地勾勒了唐宋以来《史通》的刊刻、版本及注释的简况,其他还有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版),曾凡英《史家龟鉴:〈史通〉与中国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程千帆《史通笺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硕博论文主要有周振风硕士论文《〈史记〉三家注研究》(南昌大学,2005年),期刊论文则包括郏旭东《〈史记〉三家注在保存文献及收集史料方面的贡献》(《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王涛《司马贞补〈史记〉及其对〈史记〉版本的影响》(《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徐兴海《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许凌云《刘知几“抑马扬班”辨》(《江汉论坛》1984年第11期),杨绪敏《论〈史通〉的失误及其局限性》(《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房鑫亮《〈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曾凡英《论〈史通〉的流传与研究》(《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4期),汪高鑫《刘知几班马优劣论平议》(《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等等。

四、个案研究

有关于唐代《史记》传播研究个案的讨论,并没有论述集中的著作,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期刊论文方面,这其中包括俞樟华、赵霞《论唐代诗人对〈史记·李将军列传〉的接受》(《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宋嗣廉《李白与史记人物情节之接受美学透视》(《北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李立朴《溯源〈史记〉别开生面——读韩愈的三篇文章》(《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赵新华《论史记中的失败英雄形象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赵望秦《晚唐咏史三家与〈史记〉》(《司马迁与〈史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等,上述文章都着眼于《史记》的部分章节或某种精神,将《史记》传播研究缩小入一个微观世界中,以小见大,论述《史记》的部分内容及主旨与唐代文化或文人之间的密切联系,揭示出唐代《史记》传播形式和途径的灵活性特征,客观上说明了《史记》在唐代文化塑造以及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国外学者也对唐代《史记》传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主要著作有:日本学者陇川资言所著《史记会注考证》(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汇集100多种中日《史记》注本,吸收了1200多年《史记》的研究成果,被学人视为继《史记》三家注之后第二个里程碑式的注本。日本学者武内绍人在《古代吐蕃编年史中出自〈史记〉的一个段落》(刊于《西藏文明论集》,新德里Malabar出版社1985年版)一文中确定地提出,早在唐代,《史记·平原君列传》的毛遂自荐故事就传播到了吐蕃,并成为构成吐蕃编年史的一个段落[7]1163。日本池田四郎次郎《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日本明德出版社1978年版)对600多种中日学者的《史记》研究有关著作做了提要介绍。期刊论文主要有日本池田英雄著,张新科、朱晓琳译《从著作看日本的〈史记〉研究——古今传承1300年间的变迁》(《唐都学刊》1993年第4期),介绍《史记》在唐代新罗流布情况的则主要有韩国诸海星《〈史记〉在韩国的流传及影响——以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为中心》(《国际汉学》民国93年11月第4期,总第92期)和《〈史记〉在韩国的译介与研究》(《文史知识》1996年第8期)两篇文章以及韩国朴晟镇《〈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张家口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一文。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唐代《史记》传播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总体上看,现在学界对于唐代《史记》的传播研究大多不同于以往单纯的从传统文献学、版本学意义上的考察,开始注重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更新,研究视域不断拓展,唐代《史记》传播研究已经呈现出跨学科、交叉性研究的多元发展趋势,有关研究人员也开始不同程度的涉足唐代《史记》传播的具体问题分析,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2.从内容上来看,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史记》在唐代的接受、影响和学术史研究三个方面,其中学术史方面的讨论最为充分,对唐代《史记》学术史整体面貌以及唐代在《史记》传播史上的地位、作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认识,尤其是对《史记》在唐代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流传情况等问题的分析十分具体,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从文学接受角度考察唐代《史记》流传问题虽然只有《〈史记〉在唐代的接受》一篇硕士论文,但构思新颖,体系完整,基本勾勒出“文学《史记》”在唐代流传状况的大体轮廓,意义重大。不可否认,在取得了如此之多成就的同时,前人对于唐代《史记》传播的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在这些研究中,真正运用传播学理论来考察唐代《史记》传播问题的研究寥寥无几,大部分论著或论文仍沿用传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研究内容重复、较为散乱。(2)宏观上的把握并不到位,尤其是没有对唐代《史记》传播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研究的层次不够深入,唐代《史记》传播的诸方面重要内容包括唐代《史记》传播动机、唐代《史记》传播渠道等问题极少探讨,至于唐代《史记》传播特点更是无人予以分析总结。因此唐代《史记》传播课题仍具有探讨的余地,不少问题仍有待于有识之士的进一步分析和挖掘。

参考文献:

[1][唐]魏征,等.《隋书》卷33:经籍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宋]王应麟.《玉海》卷46:唐十七家正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3]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M].济南:齐鲁书社,2003.

[4]李德元.唐代奠定《史记》研究的坚实基础[M].通化师范学院学报,1991,(1).

[5]张新科.史记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陈纪然.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M].学术交流,2006,(6).

[7]张弓.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耿文风,青岛银海学校教师,硕士;金家诗,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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