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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
2014-09-11 13:34  

张大可

《史记》效《春秋》而作,这是司马谈定下的义例。《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正义》云;“太史公,司马迁也。先人,司马谈也。”元封元年司马谈卒,临终遗命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回答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这一段划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司马谈临终时,巳留下了若干篇章。《史记》之不朽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心血结晶。

一、昔贤今人对司马谈作史的考论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有《书史记十表后》,《又书太史公自序后》两文,是最早考论司马谈作史的文字。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亦有论及,载《观堂集林》卷十一。专论有顾颉刚先生的《司马谈作史》,收入《史林杂识初编》,李长之先生的《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两文。李文是《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第六章第二节。近年来有两位青年同志也写了争论。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证》,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2期。赵生群《司马谈作史考》,载《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综上考论,揭示司马谈作史篇目37篇,计本纪12篇,表4篇,书4篇,世家8篇,列传9篇。为了简明扼要地介绍上述考论稿目及论据论点,列表如下。

(一)本纪篇目12篇

论者

篇目

论据

论点

方苞

十二本纪

《太史公自序》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著十二本纪,……作十表,……作八书,……作三十世家,……作七十列传。”

“本世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条也,余书曰‘作’者,已所论载也。”(《又书太史公自序后》)。

李长之

孝景本纪

《赞》文称“晁错刻削诸侯”云云。

认为《赞》文批评晁错与《六家要旨》责备法家的话旨趣一致。

赖长扬

孝文本纪

吕后本纪

《赞》云“太史公曰:……汉兴,至孝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1)“于今”二字证明作者记述之时在改正服封禅之前;

(2)司马谈作史,当先有本纪,既是职守之责,又可提挈一代大事,大编纂上有不少便利;

(3)司马谈歆慕封禅,“廪廪乡”云云,课切惋惜,谥于言表。司马迁则不然;

(4)《六家要旨》备推黄老思想与文帝政治实践虚实相映。

(5)结论:谈之为史,有纪有传有赞,《史记》体例,创自司马谈。

此外,《文帝纪》中有“事在《吕后》语中”,亦可能为谈作。

赵生群

①殷本纪

②周本纪

③秦本纪

④秦始皇本纪

《卫康叔世家赞》、《陈杞世家》、《管蔡世家》等篇司马迁说“余读世家言”,“有本纪言”云云,均“自称其书”。言及本纪有殷、周、秦三本纪。又《秦本纪》中有“其语在《始皇本纪》中”云去。

司马迁“自称其书”而云“读”,那么,这些作品当出自司马谈手笔。

(二)十表篇目4篇

方苞

①十二诸侯年表

②六国年表

③秦楚之际月表

④惠景间侯者年表

诸年表《序》中有“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太史公读《秦记》”,“太史公读《秦楚之际》”,“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云云。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则云“余读高祖侯功臣”云云。

“迁序十表,惟《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者》,称‘太史公读’,谓其父所欲论著也。故于《高祖功臣》称‘余读’以别之。”又云“踵《春秋》以及秦灭、汉兴、文景以产有,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具见矣。”(《书史记十表后》)

(三)八书篇目4篇

李长之

①律书

《律书》叙事止于汉文帝。又篇中有“猥云德化,不当用兵”云云,又有“神使气,气就形”云云。

叙亲历之事只至文帝而止,只有司马谈才能接得上。“猥云德化”云云可证《律书》作于武帝对外用兵之前。“神使气,气就形”云云与《要旨》所论形神旨趣相合。

赵生群

②历史

《历书序》称考定星历,“王者所重”云去,与《太史公自序》司马谈称祖上“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书”精神相合。而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文史星历,……流俗之所轻”。

父子两人思想大相径庭,因此,“毫无问题,《历书》的写作是从司马谈就开始了的,前面部分当是司马谈所写定,司马迁是在此基础上增写了元封以后的内容。”

③天官书

《天官书》有“太史公曰:为国者必贵三五”云云,其后有“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云云。

认为“太史公推古变”云云是司马迁针对司马谈“太史公曰”的内容在发表不同的议论。”并由此推论“太史公推古天变”以前的文字,“当为司马谈所写定,其后为司马迁所续。”

④封禅书

《封禅书》中两称“太史公”均指司马谈,在从巡中与祠官宽舒议礼,赞语有“入寿宫侍伺神语”云云,其事发生在无鼎四年之前。

司马谈、司马迁都没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大典,故《赞》语“从巡封禅”云云,系指从巡武帝敬礼诸神名山川。元鼎四年前司马迁是否出仕还不能肯定,即使出仕“也未必能跟随武帝出巡”,所以“入宫侍伺神语”云云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封禅书》赞语亦为司马谈作。元封以后文字才为司马迁所续。

(四)世家篇目8篇

顾颉刚

①赵世家

《赞》文云:“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又战国之世,赵事独详,盖冯唐父子语之也。

武帝初立,冯唐九十余,其子冯遂当六十矣。及至司马迁长成,“遂已耄耋矣”,故遂与迁年齿不相及,是篇出谈手无疑。

李长之

②晋世家

《晋世家》不避司马谈讳,文中有“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

《赵世家》讳谈,“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於韩魏”。《索隐》:“按:《战国策》作‘张孟谈’。谈者,史迁之父名,迁例改为‘同’。”

《晋世家》不讳谈,为司马谈作。《赵世家》讳谈,乃迁作也。

按:顾、李两说立论不同,而将其考论成果对照,矛盾抵牾。

赵生群

③陈杞世家

④宋微子世家

⑤齐太公世家

⑥鲁周公世家

⑦管蔡世家

⑧卫康叔世家

《卫康叔世家赞》云“余读世家言”,《陈杞世家》载舜、禹之后“有世家言”(即《陈杞世家》),又提到齐、宋世家,《管蔡世家》中提到《鲁周公世家》、《卫世家》,皆司马迁“自称其书”。

“余读世家言”云云,说明司马迁作史之前已有“世家言”。而这些“世家言”又是自称《史记》中篇目,所以卫、陈杞、管蔡等篇为司马谈作,其中提到的宋、齐、鲁周公等篇更在其前,亦为司马谈作。《卫世家》赞语则为司马迁改写。

(五)列传篇目9篇

王国维

顾颉刚

①剌客列传

②樊郦滕灌列传

③郦生陆贾列传

三传赞语云:“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元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特若此云”,“平原君子与予善,是以得具论之”。

考其年齿,公孙季功、董生、樊他广、平原君朱建子似与司马迁不相及。王国维云:“此三传所记,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顾颉刚云:“此非或然,乃必然也。……此三传成於谈手无疑。”

按,方苞、赵生群以“余”为司马迁自称,据此顾云“余”为司马谈自称,两相对照,予盾抵牾。

顾颉刚

④张释之冯唐列传

⑤游侠列传

《张冯传》云:“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游侠传赞》云:“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

“及迁而长,遂已耄耋矣,岂真有此忘年之交耶?是亦其父谈之事也。”

以迁生建元六年计,不及见郭解。

顾颉刚

⑥太史公自序

《自序》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是《史记》存在自相予盾的两个断限。

顾氏认为上起陶唐,下讫获麟为司马谈计划;上起黄帝,下讫太初为司马迁修改后的计划。“使余此一假定而得其实,则《太史公自序》一篇本亦谈作,迁修改之而未尽,故犹存此抵牾之迹耳。”

李长之

⑦老庄申韩列传

⑧日者列传

⑨李斯列传

《老庄申韩传》道法合传,又叙老子后人李解至景帝时为止。

《日者传》有“此务华绝根者也”云云,道家立场。

《李斯传》中有韩谈,不避讳。

《老庄》与《日者》道家思想浓厚,与《六家要旨》合,必为谈作。又叙老子后人至司马迁以前止,由于是“司马谈去写才如此”。

《李斯传》不读,必谈作。而《平原君虞卿列传》讳谈,“李谈”作“李同”,可证为司马迁作。

总上考论,认为司马谈作史篇目37篇,约占《史记》全书的四分之一。司马谈作史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以及赞论,并设计了起讫断限,即《史记》一书体例创自司马谈。顾颉刚先生云:“《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司马谈作史》)顾先生的结论,毫无疑义是应当重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太史公自序》有确凿记载,不待论辩。但上述诸人的考证篇目是否可靠?论据与论点之间的关系是否合符逻辑?尚须进一步研究。区别司马谈、司马迁作史篇目对于研究司马迁思想关系极大。假如上述37篇为司马谈所作的考论成立,则学术界已往研究司马迁的成果大部分将要重写。“司马谈作史”,此课题的研究关系全局,真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故不可不详究。

二、对司马谈作史考论成果之评议

上述各家考论,我们再作综合条理,可概括为六条鉴别标准,条析如下。

(一)从交游上立论,“太史公曰”中所称交游凡年齿与司马迁不相及者,为司马谈作。此论最为有力,顾颉刚据此断定《赵世家》、《刺客》、《樊郦滕灌》、《郦生陆贾》、《张释之冯唐》、《游侠》等篇为司马谈作。王国维则认为《刺客》、《樊灌》、《郦陆》三传是“史公或追记父谈语也。”

(二)从时代上立论,叙事至文景时止者为司马谈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断定《文帝记》、《律书》、《封禅书》、《老庄申韩传》为谈作,就以此为佐证。方苞说,“秦灭、汉兴、文景以前,凡所论述皆其父所次旧闻。”赵生群也认为秦汉统一前后是区别谈、迁写作的“一条重要线索”。

(三)从思想旨趣上立论,《六家要旨》为一“试金石”,凡具有道家色彩的篇章为司马谈所作。李长之、赖长扬、赵生群等以此断定《文帝纪》、《景帝记》、《律书》、《历书》、《天官书》《老庄申韩传》《日者传》等篇为司马谈作。

(四)从文字用语上立论,方苞以言“著”者归司马谈,言“作”者归司马迁,断定十二本纪为司马谈怍。李长之从讳与不讳立论,凡当讳而不讳者如《晋世家》、《李斯传》不避谈讳,为司马谈作,而《赵世家》、《平原君虞卿列传》避讳为司马迁作。

(五)从称谓上立论,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断定《十二诸侯》、《六国》、《秦楚之际》、《惠景间侯》诸年表为司马谈作。赵生群进一步推论,既言“余读”,自然在“司马迁作《史记》以前,就应当存在”,从而断定“余读”之篇为司马谈作。计有殷、周、秦、始皇诸本记,陈杞、宋微子、齐太公、鲁周公、管蔡、卫康叔诸世家。甚至断言这些篇章全篇为司马谈作。

(六)从两个断限上立论,顾颉刚认为《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司马迂所续。

孤立地来看这些鉴别标准都有一定的理由,但综合起来研究,这些立论互相矛盾,无所适从。若将这些标准放到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与《史记》全书关联,可以说无一条立论能成立,试分层缕述之。

立论互相矛盾。顾颉刚按交游年齿立论,认为《赵世家》是司马谈的杰作;而李长之按讳与不讳立论,断定《赵世家》为司马迁所作,互相抵牾。又,顾先生按年齿交游所论六篇,《赵世家》、《游侠》两篇赞语太史公自称“吾”,《刺客》、《樊灌》、《郦陆》、《张冯》四篇赞语皆用“余"均指司马谈;而方苞、赵生群从称谓上立论以“余读”之“余”指司马迁,则与顾氏所论又互相矛盾。

以实考校,各种立论皆有所片面。以年齿论,司马迁与公孙季功、董生确实不相及,但与平原君子、冯遂未必不相及。以司马迁生于景帝中五年,即公元前145年推计,平原君子在文帝三年,即公元前177年为中大夫,若时年二十,下及司马迁之生约五十年。当司马迁二十时,平原君子七十左右,青年向老人问故,可以相及。至于冯唐,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九十余,冯遂为郎。若冯遂当其父五十而生,时年四十左右,司马迁五岁,年齿相差三十余岁,不但相及,且可为忘年之友矣。顾先生一方面缩短司马迁的生年十岁,另方面又提早冯遂二十岁,谓当其父三十而生,这样就把相差三十余岁的年齿扩大为六十余岁,自然不相及。西汉郎官“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皆少年郎充任,冯遂尽管特殊,也不至于六七十老翁充任郎官,顾先生的推论不能成立。至于郭解,元朔二年徙居茂陵,当年司马迁年十九,亦徒居茂陵,恰为司马迁所亲见。由于司马迁生年被缩短,顾先生误认为不相见,其说不可为据。

李长之先生用讳与不讳来区分谈、迁著述,是相当有道理的,但也不能绝对化。胡适之著《两汉人临文不讳考》,陈垣著《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指出在汉代讳与不讳有很大的伸缩弹性,这当是符合事实的,《太史公自序》说司马谈之父名司马喜,就与司马氏祖上相中山者名司马喜同名不讳,就是一例。

从称谓上立论片面性更大,可以说是没有几分可靠的。方苞以“太史公读”为司马谈,“余读”为司马迁,却不能自园其说。《高祖功臣侯表》为“余读”,《惠景间侯表》为“太史公读”,可两表结构一致,记事每帝一格,武帝朝分为两段,“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为前段,“太初已后”为后段,《惠》表更分为两格,载太初以后事讫武帝之未,以“咸表始终”,这正是司马迁的历史观。又《六国年表序》,前有“太史公读《秦记》”,后有“余於是因《秦记》”云云,这可以说是否定方苞立说的铁证。至于“著”与“作”之分更属妄测。《自序》云“著十二本纪”,而“今上本纪”是“著”还是“作”呢?

赵生群同志以“余读”为司马迁亦是片面的猜测,《太史公自序》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此句之“余”指司马迁;《自序》又载,司马谈临终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又曰“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又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又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又曰“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又曰“余甚惧焉”云云。司马谈临终遗言,“余”“吾”并用,一连串用了五个“余”,两个“吾”。再看司马迁,可以确指为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也是“余”“吾”并用。如《五帝本纪赞》,“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予观《春秋》、《国浯》”;《田叔列传赞》,“太史公曰:……仁与余善”;《卫将军骠骑列传赞》,“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云云。总之“余”“吾”“予”的用语不能区别司马谈和司马迁。不过赵生群的推理有一个逻辑上的便利。若“余读”指司马谈,所称“余读世家言”,这“世家”指《史记》篇名,当然为司马谈自作无疑。问题在于赵生群推理的前提不能成立。他说:《史记·卫康叔世家》赞道:“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既是“读世家言”,自然司马迁作《史记》以前,就应有“世家言”存在,那么……这些作品当出自司马谈手笔。不错,司马迁在“读”之前当有书“存在”。但这“存在”既可指司马谈作亦可指司马迁作。若把“读”之前的“存在”均指为“司马谈作”,未免武断,更进而推断整篇为司马谈作就更武断了。

退一步说,赵生群同志的推论能够成立,也仅仅只有一篇“卫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所提到的周,“有本纪言”;鲁,“有世家言”;蔡、曹,“有世家言”;卫,“有世家言”,舜禹之后,“有世家言”;“殷有本纪言”;齐,“有世家言”;秦,“有本纪言”云云,只不过是司马迁的交代,怎么能说是指司马谈的作品呢?最有力的证据是,在《陈杞世家》中的这一代交代中,司马迁说:“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记言。”通盘考虑司马迁的思想,他为项羽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且在《陈涉世家》中只字不提沛公军,目的就是用互见法表彰陈、项灭秦之功。《陈杞世家》中“项羽灭之”的交代就是点题。这一铁证足可以把赵生群同志的推论全部推倒,亦即推倒了赵立论的前提。

从思想旨趣上立论,其前提是司马谈尊道,司马迁尊儒,父子异途,思想对立。这个前提根本就不能成立。《史记》效《春秋》,这一宗旨为司马谈所定,故上起陶唐,下讫获麟,谁说司马谈不尊儒?《悲士不遇赋》充满道家色彩,谁说司马迁不尊道?谈、迁父子思想有差异,但基本一致,既非尊儒,亦非尊道,而是兼采儒、墨、名、法、道、阴阳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赞文帝未必不是司马迁所作,至于寻章摘句以求曲合于《六家要旨》,不值得深究。而且《六家要旨》本身分上下两半篇,很可能是司马谈作之于前,司马迁阐释于后,以此为“试金石”的说法不能成立。

从时间上立论,把秦汉史归于司马迁,把先秦史归于司马谈,恰与司马谈自述的思想相背。司马谈临终遗言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候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段话充分表现了司马谈详今略古的思想。司马迁二十壮游,既上会稽探禹穴,更在梁、楚一带调查秦汉间史事,这是受司马谈指导的。从时间上来分判谈、迁父子异向,肯定也是徒劳的。

最后,顾颉刚从两个断限来判定《太史公自序》为司马谈原作也是不能成立的。《自序》概括全书一百三十篇大旨,是最后写成的。正因为司马迁修改了父谈计划,才在《自序》中作一交代。这个两个断限的交代恰恰说明是司马迁作《自序》而不是司马谈。为什么会有如此相反的结论呢?顾先生视两个断限为矛盾,而我们视两个断限为发展,《自序》是有意识的作交代。《五帝本纪赞》对上限修正作交代,就是有力的佐证。

总括上述评议,顾先生等人关于司马谈作史的考论,断言37篇为司马谈所作,基本上不能成立,我们有理由把它推倒。比较起来,王国维的考论最有深味,合符实际。不过顾先生比较谨慎,只断定五篇为司马谈作,一篇为父子合作;赖长扬也谨慎,只补证了《文帝纪》为谈作,《吕后纪》存疑。且顾先生所阐发的两个断限,冯唐父子对司马谈父子作史贡献都是很有价值的。赖长扬对“谦让未成于今”的解释是较为合理的。李长之的考论推论较多,但发现讳与不讳的例证很有参考价瞧。方苞、赵生群两人立论比较简单化,结论过于大胆,其所断定的司马谈作史篇目都值得商椎。假如我们把考论的37篇从《史记》中割裂出来,在其余篇章中去探索司马迁的系统思想,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赵生群等人的考证仍然是有价值的,敢于开拓新领域,可以启人深思。

三、司马谈作史如何评价

司马谈作史,唐人有明确论述。司马贞曰:“《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史记索隐序》)。刘知几曰:“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竟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麟止,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史通·正史篇》)。《隋书·经籍志》亦云:“汉武帝时,始置太史公,命司马谈为之,以掌其职。时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付上丞相,遗文古事,靡不毕臻。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世,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黄帝,讫于炎汉,合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谓之《史记》。”唐人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司马谈的作史功绩。研究《史记》成书过程,研究司马迁成长道路,忽略司马谈是不全面的。但是《史记》最后完成于司马迁之手,父谈的著述,对于司马迁来说就如同采择《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一样,剪裁熔铸在自己定稿的《史记》之中,成为“一家之言”。今本《史记》一百三十篇皆可视为司马迁一人之作,方能完整地系统地探索司马迁的思想,这是勿庸置疑的。司马谈创史在元狩、元封之间,从他制定上起陶唐,下讫获麟的断限可以推知。在这之前作创史准备。司马迁元朔三年仕游,实地调查史料可以视为司马谈的创作准备。当司马谈创史之时,司马迁已是得力的助手。所以即便有司马谈的整篇著作,也同时熔铸了司马迁的心血的。《史记》体例应是司马谈、迁父子所共创。

顾颉刚先生等人的考论,其具体成果应予推倒,而所得结论却是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因为自唐以后,司马谈作史功绩被淹没,又唐人论述过于简略。我们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37篇。问题是司马谈的成果司马迁重新作了剪栽熔铸。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只看到司马谈作史,而看不到司马迁的重新熔铸,则将是片面的考证,必将是牵强附会而走向死胡同。例如赵生群认为《天官书》中“太史公推古天变”云云是司马迁针对父谈“太史公曰”的内容发表不同的议论,并由此推断,“太史公推古天变”以前文字为司马谈作,其后为司马迁所续,这是没有根据的。《天官书》八千余字,“太史公曰”以下一千二百余字是一长赞。若“太史公推古天变”以下才为司马迁所续,那只是仅仅写了半篇赞语,怎么能说是续《天官书》呢?假定越生群的推论成立,恰恰证明现存《天官书》乃司马迁作,而司马谈之原作为迁所扬弃和剪裁吸收,故留下驳难痕迹。而事实上这一驳难痕迹并不存在。《天官书》之“太史公曰”,夹叙夹议以论天人之际,首尾一贯。“太吏公曰”中有“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云云,正是司马迁的语言,汉兴至太初恰好整百年,此可为司马迁在太初年间作《天官书》之铁证。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精通天文,整理了天官资料,并留下篇章完全可能。但今本《史记》留下整篇司马谈的著述考论是不能信从的。因此,我们既否定顾先生等人的具体考论成果,而又接受其考论的结论,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貌。今本《史记》中虽无司马谈整篇的作史,但留下了司马谈作史痕迹是没有疑义的。顾先生等人的考论,提供了司马谈作史痕迹的史影比唐人论述具体,对于研究《史记》成书有重大意义。在史学史的叙述上应有司马谈的一席地位。正如顾先生所说,“而《史记》之作,迁遂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者,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我们同意这一结论。而对于司马谈的评价,也只能作这样的概略论述,不可割裂《史记》篇目作具体分析。由司马迁继父遗志发愤著述的《史记》是不容分割的一个整体。探索熔铸在《史记》之中的“一家之言”,其代表者只能有一人焉曰司马迁。

(张大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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